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国民法理论和民事法律法规都否认精神损害，尤其不承认精神损害赔偿。其主要理论依据是：自然人的人格尊严是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也是不可以用金钱来赔偿的。这一理论来自早期的资产阶级思想和民事立法，后来为苏俄民法所推崇，并为我国50年代民法理论所接受。虽然我们也同样坚定地认为，人的人格尊严、生命、健康等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也不是用金钱可以交换的。现代法律理念最重要的发展趋势就是对人的尊严、人的权利的关注和保护。我国是个有重义轻利传统的国家，历来将精神与金钱分开。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程度的提高，法律规定以经济惩罚来补偿或赔偿受害人的精神损害已成必然。但是一旦侵权行为发生之后，一定数额的金钱赔偿也许是我们迄今为止的法律智慧所能找到的最重要的救济方法。在世界各国普遍注重人权的背景下，作为保护人权的一种重要形式的人格权制度得到发展，各国立法越来越重视人格权利的价值，把对人格权利的保护摆在了人格权制度中的重要位置，为更加有效地保护受到侵害的人格利益，精神损害赔偿制度被注入了人们的生活，受到法律制度的认同，并得到了引人注目的发展。用物质赔偿精神损害，己成为许多国家侵权法中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1987年1月1日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在总结国内外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经验基础上，根据宪法的原则精神，对精神损害的民事责任作出了规定:“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法条中的“可以要求赔偿损失”，已被法学界和司法界普遍认为是确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法律依据。近年来随着精神损害赔偿案件不断增多，民法通则的原则性规定早已不能适应实践的需要，因而出台了一系列相关的司法解释。即使如此，日前我国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还不够完善，司法实践中也遇到了许多问题。因此有必要对精神损害赔偿制度进行深入研究，大胆地借鉴国外先进的立法例、判例与学说，以推动我国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不断走向完善。

一、精神损害的概念

关于精神损害的这一概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及相关法律均没有做出明确界定，而《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则仅仅提出了这一概念，也没有做出相应的解释。

英美法系国家一般将损害（Loss）分为财产损害（pecuniary loss）与非财产损害（no-pecuniary loss），“前者指的是所有金钱与物质上的损害，例如商业利益的丧失或医疗费用的支出，后者包含了所有不是发生在个人的金钱或物质财产上的损失，例如肉体上的痛苦或感情上的伤害。作为金钱上的损失，前者能够用金钱加以计算，尽管有时在难以证明的情况下这种计算必定是粗略的。然而，后者是无法用金钱衡量的。金钱不是作为其他金钱的替换品，而是对其他比金钱更重要的东西的替代：这是法院所能采用的最好办法。”[1]对于“no-pecuniary loss”一词，大陆学者一般将其译为“精神损害”，而台湾学者一多将其译为“非财产损害”。对精神损害的概念，大陆学者尚未达到共识，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我国民法上的精神损害概念系指不法侵害他人人格权，受害人因此而蒙受的生理上或心理上的痛苦。”[2]

第二种观点认为：“精神损害是指对民事主体精神活动的损害。侵权行为侵害公民、法人的人身权，造成的公民生理、心理上的精神活动和公民、法人维护其精神利益的精神活动的破坏，最终导致精神痛苦和精神利益丧失或减损。精神损害的最终表现形式，就是精神痛苦和精神利益的丧失和减损。”[3]

第三种观点认为：“精神损害指受害人在受到侵害后精神上的痛苦和肉体上的痛苦两个方面，损害是非财产损害的一部分，非财产损害除了精神损害之外还包括死亡、人身伤害、社会评价降低等。”[4]

第四种观点认为：“‘精神损害赔偿’中的‘精神损害’，只能理解为精神活动因不利影响而造成的不良状态，和‘非财产损害’‘人格损害’含义不同。精神活动的任何不良状态，都属于精神损害。因此，精神损害可以有多种表现，如忧虑、焦急、失望、绝望、沮丧、抑郁、悲伤、恐慌、烦恼、怨恨、愤怒、痛苦、麻木，等等。”[5]

以上理论，概括说来分广义和狭义两种学说。广义学说认为精神损害包括精神痛苦与精神利益的损失。精神痛苦主要指自然人因人格权受到侵害而遭受的生理、心理上的痛苦，导致自然人的精神活动出现障碍，或使人产生愤怒、绝望、恐惧、焦虑、不安等不良情绪。精神利益的损失是指自然人和法人的人身利益(包括人格利益和身份利益)遭受侵害。如名誉受到毁损、荣誉权受到侵害等。狭义学说认为精神损害就是指自然人因其人身权受到侵害而遭受的生理上、心理上的损害。也就是说因自然人的人格权遭受侵害而使其产生愤怒、绝望、恐惧、焦虑、不安等不良情绪。这些不良情绪，在学术上统称为精神痛苦。比较而言，笔者认为，广义学说对精神损害的涵义理解更为准确、更为科学，更加有利于公民合法权益的保护，更符合现代侵权法发展的必然趋势，更加有利于我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发展与完善。

而精神损害赔偿，是指自然人因其人身权受到不法侵害，使其人格利益和身份利益受到损害或遭受精神痛苦，受害人本人或死者近亲属要求侵权人通过财产赔偿等方法进行救济和保护的民事法律制度。这里精神损害，既包括积极的精神损害即精神痛苦和肉体痛苦，也包括消极的精神损害即知觉丧失与心神丧失。[6]

二、精神损害赔偿的性质

许多学者认为，由于精神损害赔偿是对精神损害这一非财产性损害的赔偿，因此精神损害赔偿的性质应界定为非财产赔偿责任。而本人认为，结合精神损害赔偿的法律规定和精神损害的特点，应将精神损害赔偿的性质界定为财产赔偿责任。其理由有三：

（1）从法律角度规定分析。《民法通则》第120条规定，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法人的名称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害。由此可以说，精神损害赔偿从法律性质上讲属于财产赔偿责任。

（2）从救济手段角度分析。虽然《民法通则》第134条规定的赔礼道歉、恢复名誉、停止侵害、消除影响等都可以作为精神损害的救济手段，但这只是承担民事责任的具体方式，与赔偿无关，因为精神损害赔偿的赔偿只能通过财产的方式进行。

（3）从赔偿所要达到的目的角度分析。虽然精神损害属于一种无形的损害，很难真正用金钱去衡量；但是无可否认在各种救济手段中，只有金钱赔偿才是最能弥补受害人所遭受的精神痛苦和精神利益损失。而民事侵权法赔偿理论中的核心部分，就是如何平服和弥补受害人的损失，因此精神损害赔偿界定为财产赔偿责任最为正确。

三、精神损害赔偿范围的认定

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即指何种侵权损害情形下予以精神赔偿的问题。精神损害赔偿实质上是侵权赔偿的一部分，它符合侵权赔偿的四个构成要件。即首先，有损害的事实发生，这是精神损害赔偿的前提条件，有损害事实的存在，侵害人才承担赔偿责任；其次，精神损害的违法性，行为人的侵害行为必须违法，这是精神损害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基本条件，这与其他损害赔偿是相同的，刑事犯罪行为，不仅违反刑事法律，而且同时违反民事法律；再次，违法行为与损害事实存在着因果关系，民法规定行为人对其侵害行为所造成的精神损害负赔偿责任，如果精神损害事实的发生与侵害行为无因果关系，行为人就不承担赔偿责任；最后，侵权行为主观上有过错，侵权行为人的主观过错是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责任的主观要件，侵权行为人只有主观上有过错，才承担精神损害的赔偿责任。

值得高兴的是，我国精神损害赔偿范围的已经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问题的解释》的确定，已经由原先的保护部分人身权和人格权扩展为保护人身权和人格利益，因为我国法律已经有了精神损害赔偿范围的具体准确界定，所以本文将以该解释简单介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3月8日颁布的法释[2001]7号《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最高院《解释》）的规定，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包括四种情形：一是侵害他人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人身自由权等人格权，给他人造成精神损害的；二是侵犯监护身份权非法使被监护人脱离监护，给监护人造成精神损害的；三是侵害死者人格权或非法利用、侵害遗体、遗骨给死者近亲属造成精神损害的；四是灭失或毁损他人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而造成精神损害。此外，根据《婚姻法》第四十六条之规定，重婚、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实施家庭暴力、虐待遗弃家成员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这里的损害赔偿既包括物质损害赔偿，也包括精神损害赔偿。符合以上范围情形的则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反之，不符合以上范围情形的则不得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应当将精神损害从其他相关损害中剥离出来。哪些案件或者说哪些民事权利受到侵害后，受害人得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呢？回答这一问题，应该需要将精神损害与其他损害剥离，使精神损害单纯化：（1）在侵害名誉权等人格权的案件中，是不必然产生附带的财产损失，但是有相当一部分案件附带有受害人的财产损失，如受害人调查取证的费用、聘请律师的费用、参加诉讼的费用、接受心理咨询和医疗的费用等，这些都不属于精神损害而属于财产损失。（2）致受害人死亡，将导致死者近亲属的精神损害，但是建立死亡赔偿制度较之对死者近亲属的精神损害更为公正。所以，在一般情况下，致人死亡的赔偿不归入精神损害赔偿。只是在目前死亡赔偿制度尚未普遍建立起来的情况下，用精神损害赔偿的民事责任方式对死者的近亲属予以救济。（3）对于伤害致使受害人残疾部分或全部丧失劳动能力的，予以赔偿主要不是因为受害人精神受到损害，而是因为其谋生（挣钱）的能力丧失或降低，就其本质而言，这种赔偿属于物质性的。因此，残疾赔偿应当从精神损害中剥离出去。

四、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计算原则

这个问题学者、专家有不同的见解，也一直是学术界争论不休的难题。而且，在我国的立法中却是一片空白。民法通则公布以来，我国民法学界对于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之确定，进行了一些理论探讨，并提出了许多应当考虑的因素，主要有：（1）法定因素；A、侵权人主观过错程度；B、侵权人是否获利；C、侵权行为的手段、方式、场合、范围等具体情况；D、受害人精神损害的程度和后果；E、侵权行为的社会后果及影响。（2）酌定因素：A当事人主体的类别；B侵权人的认错态度和受害人谅解程度；C侵权人的实际赔偿能力；D诉讼地的经济状况。笔者认为，精神损害赔偿的基本功能是补偿受害人所受的精神损害，抚慰受害人遭受的精神痛苦，精神痛苦的个案差别比较典型，难以统一确定赔偿数额，赔偿数额只能在个案中斟酌确定，人们对精神损害赔偿数额必须有一个合理的期待，应当与社会发展水平相当。我们在考虑一个精神损害赔偿数额时，要遵循三个原则：

（一）抚慰为主、惩罚为辅原则

1.侵权人对受害者的侵害，给受害人造成心灵的创伤，造成精神痛苦，必须通过物质制裁加害人，还受害人以公平和正义，抚慰其受到的创伤的身心。在加害人的侵权行为发生后，法庭判罚其相当数额的赔偿，可使侵权人意识到其行为非但不能给自身带来利益，还会直接导致自身利益的损失，是要付出相当代价的。这种直接的、缘于其行为的物质损失，是将损害变通转移造成这一损害的负责人自身以应对损害的不良后果，这是社会对公平、公正的内在要求，是对受害人最深刻的抚慰，起抚慰作用的制裁必须要以足够的赔偿金为基础方能见效。

2.精神损害虽不能以金钱衡量，但抚慰受害人精神痛苦的物质条件是可以用金钱衡量和支付的，这种赔偿不是以相当的价值替换特定的损害，而是具有抚慰性，用以填补因损害所造成的精神痛苦的损害，赔偿具体化就是请求精神损害赔偿金。精神损害赔偿金是对人身权受损造成精神损害的民事救济手段，使受害人感情上的痛苦通过加害人的经济赔偿得到减轻或消除，对受害人起到抚慰作用。通过这种改善外部环境的办法，帮助受害人克服不法侵权行为所造成的消极影响，尽快恢复受害人的身心健康，平和其心境，尽早的步入工作和生活的正常轨道。抚慰个人既是稳定社会。但这种抚慰的效果，必须要以足够的赔偿金为基础才能得以发挥。
　　（二）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有所限制原则

精神损害赔偿中的经济赔偿的本身并不是其真正目的，其真正目的是为了以财产的方式填补受害人的损害，补偿受害人遭受的精神损害，抚慰受害人，从而有效遏制致害人再次加害他人的侵权行为。这也是精神损害赔偿所具有的人文关怀的内涵。人们对赔偿金额的合理期待也应符合社会的一般价值取向，与我国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国外的高额精神损害赔偿案例不乏存在，但这并不符合我国目前的现实国情。目前，我们国家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不是很发达，公民的经济收入仍属偏低。如果对精神损害赔偿的数额不加以限制，一味满足受害人的要求，是脱离实际，而且难以执行。与此相反，精神赔偿数额过低，不但不能抚慰受害人的痛苦，实际上也起不到补偿作用，甚至连受害者的诉讼成本和求治费用都不能弥补。赔偿过少，也意味着对致害人的放纵，对其行为的肯定。因此，精神损失赔偿范围和数额只能在经济合理的范围内去考虑，要在对受害人有效抚慰、对致害人有力惩戒和双方实际生活水平中考量，从而划定一个相对合理的区间，从中选择一个相对的平衡点。

适当限制原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于精神损害具有一般情节的，可以责令受害人承担非财产性质的民事责任，造成财产利益损失或者精神损害情节较重的，可以责令承担赔偿责任。二是对损害赔偿金的数额应当适当限制。至于限制到何种程度，应当考虑当地居民实际负担能力，公民、企业、单位负担能力的不同，以及其他情况，以地区为单位，确定一个最高限额，积累经验，为将来修改立法提供参考数据。当前，江苏范围内精神损害赔偿金的赔偿范围是1000?50000万元，比较符合实际。　

（三）法官自由裁量原则

对于这一原则，民法通则没有明文规定，但有司法解释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１５０条规定：确定该赔偿金的数额，“人民法院可以根据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侵权行为的具体情节、后果和影响确定其赔偿责任”。其中含义自是酌量。如果说这一司法解释对法官自由酌量原则说得尚不够明确的话，那么，《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第１０条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公民提出精神损害赔偿要求的，人民法院可根据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侵权行为的具体情节、给受害人造成精神损害的后果等情况酌定。”其中“酌定”二字，就是指的法官自由酌量原则。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发展呈现出各式各样的社会状况。改革、开放的格局使我国物价、工资、公民的收入等可能不断变化。社会现状的诸种因素直接决定着社会的影响。因此，它或多或少会反映到精神损害赔偿数额问题上来。当前，我国的物价在不断上涨，我们在审理精神损害赔偿案件的时候就不能判定赔偿数额太低，也应该相应地提高赔偿数额。同时，我国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精神损害赔偿纠纷若发生在经济较为不发达的边远山村，几十元的赔偿数额可能就会平息纠纷。反之，若发生在经济发达的地区，类似的纠纷，裁判上千元的赔偿数额，受害人亦不一定能够服判息诉。所以，在确定赔偿数额时，要因地制宜，酌情考虑诉讼时当地的经济状况，结合其他因素，合情合理地确定一个具体数额。

法官自由裁量原则在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评算中的基本含义是指法律赋予法官或合议庭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对案件的具体赔偿数额灵活确定的权利。一方面，我们将精神损害赔偿的基本功能定位于抚慰受害人的精神痛苦，而精神痛苦客观上的描述却做不出数理评价。由于精神损害与物质赔偿没有内在的比例关系，而受害人个体差异的存在，使其对精神痛苦感知程度不一，精神痛苦的个案差别因此比较典型。统一确定赔偿数额没有科学依据，个案的公平、公正需要在法律的框架规范下，在个案当中具体考察斟酌、平衡确定方能实现。另一方面，我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刚建立不久，缺乏操作经验，不适宜在幅员辽阔、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国土上建立统一的硬性规范。综上考虑，最好由法律赋予法官和合议庭拥有自由裁量权，适用自由裁量的原则，在案件审理的过程中，根据法律的一般规定结合法官的实践经验，由法官根据不同案情，从受害人现实感受出发，完成一段与受害人相近似的心路历程，感受并衡量其心痛轻重，以法官公正之心，确定一个具体的赔偿数额。

五、常见的几种精神损害赔偿问题探析

（一）婚姻法中的离婚精神损害赔偿

2001年4月修改后的《婚姻法》第46条规定：“一方当事人因重婚行为，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虐待、遗弃家庭成员和实施家庭暴力等手段损害另一方当事人，导致离婚时，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这里的“损害赔偿”主要指精神损害赔偿和其他损害赔偿。

实行离婚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对过错方在经济上予以制裁和法律惩罚，使无过错方得到一定经济补偿和精神抚慰，有利于有效维护无过错方的合法权益，稳定现代婚姻家庭的社会关系。离婚损害赔偿的实现，必须符合如下构成要件：（1）出现离婚的违法行为；（2）受害方存在精神损害的事实；（3）因果关系成立；（4）一般以一方当事人存在过错和另一方无过错为条件。

离婚精神赔偿的适用原则主要有：（1）适当经济补偿原则。（2）必要加处原则。若一方过错程度大，使另一方陷入生存困难或造成严重精神损害，应考虑额外增加精神赔偿数额，以体现对过错方的惩罚功能。（3）个人负责和连带责任相结合原则。若离婚纠纷主要由过错方引起，由过错方赔偿损失；若离婚纠纷由一方配偶和第三者共同引起，则由双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二）违约和缔约过失中的精神损害赔偿

此类赔偿应由合同法所调整，但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在立法和初稿上都存在争议。但在英、美法系国家和日本、台湾地区都趋同于契约法上可给予非财产损害赔偿。我国大陆不少学者在学说和通说上否定对违约的非财产上损害的赔偿。王利明认为：“应当看到，一方面因违约造成精神损害的情况在违约中时常发生，而允许采用惩罚性赔偿，将会使惩罚性赔偿在合同责任中应用得过于广泛，这不符合合同法的基本原则。另一方面，既然违约责任制度不能对受害人所遭受的精神损害进行补救，也就不能采用惩罚性赔偿来替代精神损害赔偿。”有学者持相反意见认为：“我国应在学说上承认对违约场合非财产损害的赔偿，并在理论上对其谋求正当化和系统化。”合法化的依据是《合同法》第112条规定，对违约行为在履行义务或采取补救措施后，“对方还有其他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可作为处理违约案件中的精神损害赔偿的条文。

近来在大陆法系的法国法、德国法以及英美法系的理论与实务上已渐次承认精神损害得基于违约而发生。但是，由于契约自由原则的限制及责任竞合原理的适用，并非所有的违约均可发生精神损害。就契约所涉及的利益范围而言，可分为人身性契约与财产性契约。前者主要以人身性契约关系的变动为目的，如婚约的缔结与解除，结婚与离婚、收养与抚养契约的缔结与解除，人体器官的移植与捐赠，运动员、艺员的转让等。在这些人身性契约中，多涉及人的自由、尊严和人格利益，甚至还涉及到人的生命与健康及生命的延续。自然人的这些利益无疑受法律保护具有不可侵性。当一方违约时，无疑将侵害这些基本人格利益，而且，按一般社会观念的认识，此时相对人多受有生理或心理的痛苦即精神损害。由此，应当与侵权法一样，对侵害这些利益的精神损害予以救济，故此，自然人得于人身性契约中约定精神损害，其属于法律上精神损害的范围。因财产权受损害所致的精神损害，在侵权法中已严格限定其范围，在契约法中当然更难被认可。但是，在少数财产性契约中，则可将因财产权受损害而发生的精神损害纳入法律上的精神损害的范围。根据民法理论和国外实际案例，这些契约主要包括两类：其一，服务性财产契约，比如，在旅游合同、住宿合同、餐饮合同、家庭雇用合同等中，如果提供服务的一方违约，有可能侵害相对人的人身权益或直接造成精神利益的损害。其二，标的物为涉及当事人重大感情或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财产契约。比如，以生命换来的军功章展出而被丢失，将祖传的宝物出借而被丢失，都因一方违约，不但造成财产权利的损害，还将因此发生精神损害，此时，亦如侵权法的原理，其精神损害均属于法律上精神损害的范围。

六、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能否请求赔偿精神损害

尽管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是否允许原告人提出精神损害赔偿请求问题，在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一直存在较大的争议，虽然现今主流观点及立法规则均是不支持原告人提出精神损害赔偿请求，但是随着人们对精神健康权的认识逐步深化，对人格尊严的逐步重视，要求法律保护遭受犯罪行为侵害的精神健康权的呼声也逐渐高涨。在此，笔者希望通过再次探讨能够引起立法者在刑事诉讼法修订过程中对充分保护受犯罪行为侵害的精神健康权问题的重视。当前，我国关于人身伤害犯罪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主要有以下的法律和司法解释：

1.《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第一款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2.《最高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的规定》第一条规定：“因人身权利受到犯罪侵犯而遭受物质损失或者财物被犯罪分子毁坏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对于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精神损失而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3.《最高院关于人民法院是否受理刑事案件被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问题的批复》指出，“根据《刑法》第三十六条和《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以及我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对于刑事案件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精神损失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在该刑事案件审结以后，被害人另行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4.2004年5月1日正式施行的《最高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再次重申了对精神损害应予赔偿的原则。该解释第一条第一款规定，“因生命、健康、身体遭受侵害，赔偿权利人起诉请求赔偿义务人赔偿财产损失和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有人认为，在法律适用方面，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与独立的民事诉讼只有程序的不同，不应存在实体差别。因此，法律上应当承认原告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有权提出精神损害赔偿的诉讼请求。它所体现的对犯罪分子的惩罚功能和对被害人心理上一定程度的抚慰，与民法作为私法，对被害人人格利益的保护，通过经济赔偿得到抚慰是不能互相代替的。最高法院2001年3月颁布的《精神赔偿解释》主要是为了解决审理民事侵权案件中如何正确确定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的问题。对于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问题，最高法院2000年12月4日通过的《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中已经规定：“对于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精神损失而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因此，《精神赔偿解释》没有对此再作出规定。

也有人认为，犯罪人已受到刑罚惩罚，并且精神上已然遭受到刑罚所造成的痛苦，没有必要再对其进行经济上的处罚。笔者认为，如果刑罚的功能效果或者说其关注的主要利益能够完全的或实质的涵盖精神损害赔偿，那么，否定受害人的精神损害赔偿是完全正当的。通说认为刑罚的目的和功能在于预防犯罪，惩治犯罪，而抚慰受害人虽是目的之一，但并非最主要的目的。因为刑法作为公法，它所调整的国家公的利益与犯罪人私的利益之间的冲突，而非犯罪人与受害人之间私的利益的冲突。犯罪人一旦实施犯罪行为，便视为给整个国家社会带来危害，即便他已经补偿了受害人或受到受害人的宽宥，也不能免除刑法的处罚，反过来即便受害人认为对犯罪人的刑罚不能带给他任何抚慰，刑法也不会再给受害人其他形式的补偿，可见受害人并不是刑法关系的主体，抚慰受害人也只是刑法的附属的而非主要的功能。

笔者认为确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符合刑法规定，对刑罚的功能起补充作用。刑法第三十六条规定“由于犯罪行为而使被害人遭受经济损失的，对犯罪分子除依法给予刑事处罚外，并应根据情况判处赔偿经济损失 ”，其规定的精神就是“又打又罚”，此条明确在论罪判刑的同时可以判令被告人赔偿被害人的经济损失。这里的“经济损失”，刑法并未将其局限为物质损失，应包括因精神损害而造成的经济损失。最高法院《人身损害赔偿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明确规定：“因生命、健康、身体遭受侵害，赔偿权利人起诉请求赔偿义务人赔偿财产损失和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侵害公民的生命权、健康权和身体权的手段可以分为犯罪手段和非犯罪手段。而《解释》并没有说，公民的生命权、健康权和身体权只有遭受非犯罪手段侵害的，才可以要求精神损害赔偿。所以，有理由认为，《解释》的本意为公民的生命权、健康权和身体权只要遭到侵害，而不管侵害手段是犯罪手段还是非犯罪手段，都可以要求精神损害赔偿。《解释》第三十六条第二款还明确规定：“在本解释公布施行之前已经生效施行的司法解释，其内容与本解释不一致的，以本解释为准。”由此可见，自《解释》施行以后，与《解释》不一致的司法解释自然失效了，也就是说，自《解释》施行之时起。刑事附带民事原告人就享有了获得精神损害赔偿的权利。以上只是从司法解释的层面解决了这一问题。从法律法律依据方面，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一个特殊的诉讼，刑诉法解释第100条规定：“人民法院审判附带民事诉讼案件，除适用刑法、刑事诉讼法外，还应当适用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从这条规定可以看出，审判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从程序上讲，应以刑诉法为主，辅之于民事诉讼法；但在实体处理上，则应以民事法律为主，辅之于刑事法律。因此将精神损害赔偿纳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无论是从保护人权还是维护国家司法的统一、世界发展趋势都很有必要。

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赔偿原则。就附带民事诉讼的精神赔偿应适用的原则，实践中主要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刑事案件所附带的民事诉讼，本质上仍是民事诉讼，适用的法律是民法规范，而不是刑法规范。依民法规范就应赋予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主张精神赔偿的权利，即适用全额赔偿原则。另一种观点认为，根据刑法第36条规定，只能“根据情况”判赔，即法官根据本案的事实，包括被告人的经济承受能力、被害人的过错、被告人的受罚程度等确定赔偿的数额，即酌情赔偿原则。笔者认为，刑法第36条规定的，根据情况判处赔偿经济损失，其实质即作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应当考虑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接受刑罚处罚的事实，视作对被害人或其亲属在精神上一定的抚慰，只有在诸如被告人因自首、立功等法定从轻、减轻情节，法院依法对被告人作出的刑罚尚不足以弥补被害人精神上形成的痛苦时，充分考虑到被告人的经济承受能力、受罚情况，被害人的过错及精神利益的实际减损等因素，作出合法、合理、合情的精神损害赔偿判决。如果完全不考虑被告人的刑罚受罚情况，作出全额的精神赔偿，对被告人显然不公。

注释：

[1] Harvey Mcgergor, Mcgergor On Damages,16th.ed. London,Sweet & Maxwell (1997),25.

[2]胡平：《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54 页。

[3]杨立新、薛东方、穆沁：《精神损害赔偿》，人民法院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 页。

[4]张新宝：《中国侵权行为法》（第二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 92 页。

[5]李锡鹤：《从财产、人身、精神之关系论精神损害赔偿??兼论我国精神损害赔偿的法理依据》，载华东政法学院科研处编：《华东政法学院学术文集》（2002），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111 页。

[6]唐德华主编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编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01年版，第2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