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

　　10月20日上午8点50分，赶往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信访的群众在接受完安检、拿取了排号纸条后，直奔同一目标--陈玉浩信访工作室。

　　此时的陈玉浩拿了一摞上访材料也急匆匆地向工作室走去。

　　9点，接待室的门开了，上访者鱼贯而入，瞬间将陈玉浩的办公桌围得密不透风。担任陈玉浩助理的民二庭法官耿德举一再提醒来访群众到旁边的信访休息室等待叫号，但他们都充耳不闻，执拗地守候在陈玉浩办公桌旁。

　　这些来访者有胡子花白的老翁，有面带不平的大娘，也有怒气冲冲的大嫂……

　　在简单安抚了一下来访群众后，陈玉浩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第一个来访者叫杨万菊。她上来就发火道：“你们中院为什么不给我调案卷，要是耽误了案件审判进度谁负责？”了解完情况后，陈玉浩温和地对她说：“我跟你解释一下，因为中院档案室现在正在搬家，目前还不能正常使用，因此结案卷宗无法及时归档。因为我们的工作给你带来不便，我先向你表示歉意。”随后陈玉浩又打了一个电话。打完后他对杨万菊说：“我刚才已经联系了办案法官，通知他将涉案卷宗尽快归档，我也会继续督促他办理。你把联系方式告诉我，事情有进展了我会马上通知你。”闻听此言，杨万菊平静下来，将手机号留下后满意离去。

　　张慎楼已年逾古稀，长长的花白胡子因疏于打理，显得凌乱不堪。他上身穿着一件军绿色夹袄，一言不发地呆坐在那里。等陈玉浩再三喊他的时候他才知道轮到自己了，原来老人耳朵已经不灵光了。他颤抖着手，将上访材料递给了陈玉浩。

　　老大爷对法院的一起伤害案的判决不服。他的老伴被邻居打伤了，光医药费就花了3万多。法院判对方管制九个月，赔偿医药费3万元。老大爷气咻咻地说：“我对法院的判决不服，法官给我判决书我也没要。说是赔偿3万元，可我现在一分钱都没见到，我找律师就花了2000多，我是农民，家里能有多少钱啊！”陈玉浩一听，俯身上前对着老大爷耳朵说：“您的情况我清楚了，我给您提三点建议您看行不行。一是如果您不服一审判决您有权提起上诉；二是如果您需要找律师，按您的情况可以申请法律援助，免费给您提供法律服务；三是您老也要想开些，对方是您邻居，冤家宜解不宜结。对方如果真心悔过，你们可以就民事赔偿部分好好协调。您看这样行吗？”“我也不想这样来回跑了，我就是希望对方赔偿到位就行。”老大爷说。“那这样，我现在和案件承办法官落实您反映的情况，然后将解决办法告诉您。”说着，陈玉浩拿起了电话。在得到了明确的答复后，老大爷放心地走出了接访办公室。

　　魏全礼今年已经81岁，在反映情况之前，他对陈玉浩说：“陈法官，我知道你是个特别好的法官，请你给我做主。”陈玉浩在了解了情况后才知道，老大爷反映的是诉讼费不合理的问题。陈玉浩起身对他说：“老大爷，关于诉讼费收取标准，我们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我们都是按规定收取的。如果您有证据证明我们多收取了诉讼费，我们会及时退回。您带没带收费发票？”魏大爷一听连忙说：“我下周一就把收费发票带来，谢谢你陈法官，你忙吧。”

　　陈玉浩刚坐下，一位大嫂挤到他办公桌前，“啪”的一声将手里的材料摔到了桌上。“我告诉你，你今天要不把我的事给办了我就不走了！”说完转身就走了。在众人惊愕之际，陈玉浩苦笑着把材料收了起来，然后继续接访。显然，他已经习惯了这样的怒斥。

　　接下来，有为土地被侵占常年得不到解决而不断来访的，有为公安部门“错误”拘留要讨个说法的，有对判决结果没能满足要求犟着不走的……高喊声、哭闹声、叫骂声，不绝于耳。就在这嘈杂而又压抑的氛围中，陈玉浩结束了上午的接访工作。

　　下午两点，陈玉浩带着材料，领着上访人周桂云赶往铜山区人民法院。

　　周桂云为儿子张冲在工地被砸伤致残的事已经上访多年。2004年，张冲经人介绍到徐州市路兴公司工程有限公司上班，但双方没有签劳动合同。2004年10月18日，张冲在施工工地头部被砸受伤。之后，就工伤认定问题，张冲与公司进行了长期交涉均无结果。2008年3月，张冲向铜山法院起诉，要求公司赔偿其医药费、伤残补贴等共计5万元，同时要求公司为其申报工伤，让其享受工伤待遇。

　　然而，因为张冲没有跟公司签订劳动合同，铜山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没有认定张冲系工伤。而这一认定又是法院审理工伤案件的前提条件。但为了维护张冲的合法权利，铜山法院向张冲进行了解释，并建议他将诉讼请求由劳动争议变更为一般人身损害赔偿，但张冲拒绝了法院的建议，法院无奈只能驳回其诉求。张冲不服又上诉到徐州中院，中院维持了原审法院的判决。之后，张冲的母亲周桂云开始了上访之路。

　　陈玉浩让这个案子有了转机。他在了解了周桂云的上访诉求后，翻看了大量法律资料，终于找到了2009年的一个法律规定，即双方如果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劳动者在工作期间受伤应该享受工伤待遇。在与铜山法院进行了沟通之后，陈玉浩带着周桂云来到了铜山法院。

　　铜山法院立案庭庭长马秀丽在会议室热情接待了他们。随后陈玉浩将材料交给了马秀丽，提请铜山法院对该案重新立案。接着，陈玉浩将周桂云请进了会议室，他温和地对周桂云说：“你这个事情已经有眉目了。你回去要写一份诉状，将你的诉求写清楚。虽然你走了一段漫长的上访之路，但你一定要相信社会，相信法律。这件事法院并没有错，因为当时相关法律规定还没有出台，现在已经有了解决办法，你可以放心回去了。”

　　周桂云的眼泪一下子流了出来。她哭泣着说：“为了上访，我已经倾家荡产，孩子父亲已经去世了，剩下我们孤儿寡母，都不知道怎么活下去了。陈法官，你是个好人，我相信你。谢谢你！”

　　安慰了周桂云一番后，陈玉浩又急匆匆赶回中院。那里，还有翘首等待的来访者……

　　一元钱

　　被周桂云称为“好人”的陈玉浩是徐州中院立案庭的一名普通法官，接访，是他的本职工作。

　　事难办，人难缠，话难听。几乎每个做信访工作的人都清楚，这份工作有多么难做。可陈玉浩却在这个岗位上干得有滋有味，而且干出了大名堂。从事信访工作6年，他接待群众1万余人次，接待来访人员5000余人，彻底化解信访案件500余件。2010年10月，徐州中院建立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陈玉浩信访工作室”。

　　善待每一位信访者，让他们感受到司法的温暖、社会的温暖、人情的温暖，是陈玉浩化解上访难题的不二法宝。

　　杜庆书是位年过古稀、性格孤僻的老人。为了要回争议中的房屋，他先后提起行政、民事诉讼，但终因证据不足，其诉讼请求没有得到法院的支持。为此，杜庆书成了上访老户。

　　一年冬天，杜庆书又骑着三轮车来到法院。午饭时分，下班赶着回家的陈玉浩看到老大爷正在啃一个凉馍。他走上前对老大爷说：“杜大爷，这样吃凉馍对身体不好，要不是在家的老父亲等我回去做饭，我就带你去食堂吃点热乎的。”说着，陈玉浩从兜里掏出了2元钱递给杜庆书：“这钱不多，你到对面的饭店买碗热汤。”

　　下午上班的时候，杜庆书找到了陈玉浩：“我买汤花了1元钱，剩下的这1元钱还给你。看来你还是个好人。”

　　之后，只要杜庆书来上访，每到吃饭时陈玉浩都会给他1元钱让他去买碗汤喝。直到有一天，杜庆书看到陈玉浩再次递过来的1元钱，老汉哭了：“陈法官，每次来你都能让我吃顿热乎饭。这几年我受了不知多少冷眼，只有你还把我当个人看。我谢谢你。可你说我的案子还能赢吗？”陈玉浩耐心地向他解释：“法院不会枉法判决。法院注重的是证据，如果没有证据就无法得到法院的支持。”杜庆书听完后沉默了，然后他拉着陈玉浩的手说：“陈法官，你是个好人。我相信你，既然你都这么说，我以后再不上访了。”从那以后，信访接待室再也没有见到老人的身影。

　　宋云第一次见到陈玉浩，是为了一起房产纠纷案。她的父亲宋先生与母亲魏女士都是离异后结婚的。当时双方都有自己的子女。二人婚后盖了两层小楼。宋先生去世后，魏女士与共同居住的子女产生矛盾，后诉至法院。法院依法判决将小楼一分为二，二楼归子女居住，一楼归魏女士所有。然而问题随之而来。因为楼梯在一楼房内，为此魏女士与子女矛盾激化，几次大打出手。无奈之下，魏女士的女儿找到了陈玉浩。

　　2006年5月8日，宋云到今天还记得这个日子。她形容自己当时的心情无比糟糕，气愤、绝望。但她看到陈玉浩后，发现他是一个特别温和的法官。当时接待室里外都挤满了人，但陈玉浩不慌不忙、有条不紊、耐心细致地对待每一个当事人。看到这样的情景，宋云的心情平缓下来。

　　在与宋云的交谈中，陈玉浩对她进行了认真的法律答疑。此后，宋云又找了陈玉浩几次，每次陈玉浩都亲切地称她“宋大姐”。后经陈玉浩多次反映、协调，两家终于将楼梯改至屋外，矛盾最终得到了化解。

　　“陈玉浩会被徐州老百姓认可的，因为他把上访的百姓当成自己的亲人看待。”宋云说。

　　十万元

　　70多岁的冯云川是2008年底陈玉浩接访的一位上访老户。当她将厚厚的一摞上访材料交给陈玉浩时，陈玉浩吃惊地看到，那上面既有省高院领导的批示，也有徐州市各级领导的批示，有的批示时间到当时已经有10年。

　　应该说，这是一起死无对证的无头案。1989年，冯云川的丈夫张某与云龙区河头村委会签订了为期3年的联营协议。1992年张某去世，冯云川诉至法院请求清退丈夫的资产。在法庭上，冯云川坚称丈夫在1992年初曾以个人名义偿还过一笔10万元的贷款，但她拿不出任何证据，最终法院在判决中对此笔款项没有认定。

　　冯云川相信丈夫的话，此后她多次上访。虽经相关部门多次复查，但始终不能解决她反映的问题。

　　陈玉浩也觉得这个问题太棘手。接下来几天，他都夜不能寐，眼前总是浮现冯云川老人的满头白发和焦急表情。

　　一次偶然的机会，陈玉浩了解到，当年银行还是手工办理业务。但因时隔久远，只能到银行的库房一笔一笔查账。于是他马上带着冯云川，与银行工作人员一起，对1992年及上下年度每日、每月的业务进行了细致查阅，最终确认没有冯云川丈夫偿还贷款的记录。

　　眼见为实，冯云川落了泪。这位历经10多年上访路的老人很干脆地对陈玉浩说:“谢谢你帮我做了这么多，从今天开始我永远不再上访。”她告诉陈玉浩，这个事已经成了她最大的心结，如果不能解决，她将死不瞑目。

　　“势服人，心不然。理服人，方无言。”在多年的接访工作中，陈玉浩发现，无论何种案件的信访人，无非是对判决不理解、不认同、不满意，心存疑问或者情绪不顺，甚至有火气要发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想方设法帮助他们答疑解惑、消气、灭火，使矛盾尽可能消化掉。不能对信访人说“不”是陈玉浩坚定的工作原则。他告诉记者：“信访当事人是谁？接访人又是谁？说到底，都是社会大家庭的一员，只是社会角色不同而已。他们跟我的亲人一样，没有区别。信访当事人遇到了特殊困难需要解决，才有了接访人和信访当事人的关系。这种关系，在我心目中，是平等的。”

　　他们的痛，我感同身受

　　记者：我了解你以前是一名优秀的法官，你写的法律文书曾经上过《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如果在审判岗位上，你可能会有更大的作为。当让你来做信访工作的时候，你会不会有失落感？

　　陈玉浩：在接信访工作之前，领导找我谈过话，将接访工作的艰巨性、复杂性和重要性都跟我说了。说实话，当时并没有这个心理准备。但我这个人性格比较温和，做事也不急躁。既然这是一个重要的岗位，我就一定要做好。

　　记者：当时徐州中院的信访工作处于什么状态？现在是什么状态？

　　陈玉浩：当时信访人很多，群体访、集团访一件接着一件，上访老户也很多。通过我们的努力，现在上访人数量在逐渐下降。应该说到了2006年上半年，群体访、集团访的情况已经没有了。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这是多个部门的同志共同努力的结果。

　　记者：有人这样形容接访工作：上班有人吵，下班有人缠，路上有人拦，电话有人烦。说明针对上访者的工作极难做。你是怎么看待这些上访者的？

　　陈玉浩：很多人认为上访者都是不通情达理的人，甚至把他们形容成刁钻刻薄的人。其实这些人在我看来都是弱势群体。他们有的来自农村，有的来自社会底层。他们悲凉，他们无助。他们的痛，我感同身受。我可能帮助不了他们解决问题，但对他们能有一句温暖的话，有一个温暖的笑容，就能让他们体会到人的温暖、社会的温暖。对他们，我们这些做信访工作的，要不敌视、不轻视。

　　他们来到法院信访，其实是在进行理性的诉求。如果他们失去了理性，有可能会用其他手段报复这个社会。如果你认为他们是理性的，那你就应该用更理性的态度来面对他们。对他们多一些平和，多一些友善，往往就能消除他们的怨恨。

　　记者：有些上访者的确是在无理取闹，碰到这样的人，你怎么办？

　　陈玉浩：的确有这样的人，你跟他们讲道理、讲法律已经起不到任何作用了。碰到这样的人，解开他们的心结是最重要的。对他们，我们要更加宽容。有一次，一位上访人非要求我为他调取案卷。我反复跟他解释我没有这个权力，否则会违反档案保密制度，但他就是不听，对我恶言相向。最后我还是帮他协调解决了这件事。说实话，我也很委屈，也很气愤，但我能做的就是克制。

　　我想，相对于个人，法院算是强势部门。但越是在强势部门工作的人就越要理解弱者的心态。如果你以强势的态度去对待弱势的群体，后果就是激化矛盾。

　　记者：你认为做信访工作应该具备哪些素养？

　　陈玉浩：我总结了3点：一是要有踏实的心态，二是要有较高的业务能力，第三是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一颗友善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