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次认识老潘是在信访接待室，当时的他衣衫不整，胡腮拉撒，蓬头垢面，脸上布满了岁月的皱纹，五十刚出头，看上去像老头，话虽不多，但是道出了坎坷的人生经历。

　　原来，刚满18岁的老潘被安排在社办厂工作，涉世不深，当时正处“文革”时期，以阶级斗争为纲，他看到有人检举他人而立功，幼稚的他也想找机会立个功，可这个机会不是人人都能遇到的，脑子一转不如自己动手，然后再去报功，神不知鬼不觉。一天晚上他在厂电线杆模仿他人笔迹书写了“反标”，第二天一上班就去报案，厂方立即向公安报案。很快破案工作组进驻工作，半天也查不出个蛛丝马迹，最后把目标锁定报案人，本想立功的老潘，经不住几番讹诈，乖乖的交待，随后被带走，最后“军管会”以反革命罪判刑八年。

　　潘某在服刑期间不断申诉，石沉大海。粉碎“四人帮”后，拨乱反正，纠正冤假错案，改判老潘无罪。老潘坐牢已快满八年了。释放后的老潘没有工作，只好自己谋生，以做卤菜为生。被捕坐牢虽然平反，但人言可畏，怕影响自己的婚姻，谁要个劳改释放犯呢？所以老潘也不再去要赔偿了。

　　转眼间，老潘也年纪大了，子女也成家，有时感觉到力不从心，这时他听人讲，判错的案件可以得到国家赔偿，自己不能白白坐八年牢啊，开始跑有关部门，要求赔偿。因为此案不适用国家赔偿法，原来的社办厂也早已关闭，潘在无人搭理的情况下，去省市上访，要求赔偿。化解信访的任务就落到了法院。

　　“文革”留下的后遗症，应该在当时平反时一揽子解决善后问题，拖了十几年后，处理的难度相当大。根据当时的政策应由原单位解决，可原单位不存在，找其主管部门安宜镇，对此不清楚，即使解决也就是2～3千元，因为当时的工资低，潘一下子接受不了。我们也非常同情老潘，无罪之人坐了八年牢，耽误了青春，什么都毁了，适用当时的政策也不错，能否再突破些，这样对潘也是一个安慰。

　　老潘每天跑法院，我们每天跑安宜镇，是否再增加些，分管书记也做不了主，只好找一把手，还不错，书记听了汇报，也表示同情，研究一下再说。喜滋滋找老潘谈话，可潘一反常态，钱一分也不要，就是要把劳动关系续上，在之前由你们补交，以后由我交，这样等我老了有个生活保障，一下子又把思路给打断了。

　　凭良心讲，这个要求并不过分，也在情理之中，但办起来就不容易了。劳动局讲全市没有这个先例，经过多次交涉，能否破个例，稳定压倒一切。局长被法院叮的没办法，又请示市劳动局，最后是特例特办，下不为例，帐一算，补交要一万二千元，而安宜镇只同意给八千元，不能功亏一篑，一把手院长出面，终于把资金落实了。

　　当潘某拿到养老保险红本子时，相当激动，感谢法院，我一腿没跑，全亏你们，我背了几十年“反革命”的黑锅，今天终于扔了，这个事到此结束，我写保证书。一起“文革”遗留问题终于得以解决。

　　老潘的后顾之忧解决了，像换了个人似的，把卤菜摊换成卤菜店，看到我都要请去坐坐，还要带些卤菜。心领了，东西可不能要。看着老潘忙的欢的背影，让我想的很多，新官要理旧事，不能把问题推向社会，办法总比困难多，我们多跑一腿，信访人就少跑十腿，我们多说一句，信访人就少说十句，只有将老百姓的利益放在心中，信访将不会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