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交车承运人不仅具有强制缔约的义务，同时也负有保障乘客安全的法定义务。在个别消费者权利与其他乘客的生命财产权利之间发生冲突时，公交车承运人有拒载乘客的权利。然而近年来，拒载权利被异化，公交车拒载乘客并不罕见，由此引发的诉讼纠纷数量也呈上升趋势。本文以一则公交车拒载孕妇致胎儿流产案件为例，着重分析探讨公交车承运人拒载乘客涉及的价值冲突，并就规制拒载提出合理化建议。

一、典型案例

2012年10月23日下午2点左右，家住郊区且怀孕近8个月的王某突感腹部疼痛不止，在拨打"120"（医院距住处约17公里）后强忍疼痛走到楼下站台，看能否搭上进城的公交车。3分钟后，王某向恰逢过来的102路公交车（30分钟一班 ）招手示意乘车，司机李某停车见状后拒载而去。后因送医不及时，胎儿流产，王某起诉要求李某及公交公司承担赔偿责任。

审理法院认为，公共交通承运人不得拒绝旅客、托运人通常、合理的运输要求。区中心医院位于102路公交车线路上，王某的行为系合理的客运要求，并不会给公交车运营带来额外负担。李某的拒载行为故意破坏缔约关系，违背诚信原则，致王某治疗延误，与胎儿流产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且该情景下的王某无力采取其他补救措施，李某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公交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二、法理分析

公共交通运输更多地应当体现对人民的福祉，对社会的奉献。公交车承运人负有强制缔约义务。在合同订立过程中，要约人对受要约人形成了特殊的信任，合同双方已经由普通联系关系转为特殊联系关系。在合同双方产生了协力、照顾、保护等附随义务，又称“先合同义务”。据此，对强制缔约义务的违反也即对先合同义务的违反，最终导致缔约过失责任的承担。

公交车应当按照固定路线的设定停车卸载搭载乘客。本案中，李某在抗辩理由中称系出于赶交换班时间的考虑而没有承载王某，这是与法律规定的强制缔约义务相违背的。公交车应当由乘客选择是否搭乘，王某可以不上车即收回自己的要约，但公交公司及李某则不能不予以承诺。

三、价值冲突

根据《合同法》第289条之规定，“从事公共运输的承运人不得拒绝旅客、托运人的通常、合理的要求”，援此可对责任进行一定比例的分配，但在司法实践中，更多的还是需要法院的价值权衡与取舍。下面将对本案所涉及的价值冲突进行列举并作简要分析。

（一）消费者的弱势与承运人的强势

弱势与弱势群体不是同一个概念，是相对于更强者而言处于相对弱小的乙方。本案中，就即时处境而言，怀孕八月、身患疼痛的王某处于弱势一方。李某利用其强势地位侵害弱者的权利，致王某丧失了及时就医的可能和机会，司法保护理应倾向于弱者一方。从法律的权利义务规定考虑问题，从有利于社会和行业发展的角度分析问题，有原则的"抑强扶弱"是理智可行的权衡。

（二）歧视与选择自由

本案中，主流观点认为李某的行为是对王某的歧视。所谓歧视，系就缺陷、缺点、处境等以不平等的眼光看待，在行为时对被歧视方进行丑化、中伤、隔离、排斥甚至伤害。李某因为王某挺着“肚子”、嘴里“叫疼”、脸色异于常人等而拒载，表面上看是怕“惹麻烦上身”，从深层次讲是对王某的境遇歧视。

另一种观点认为，公交承运人应当享有一定程度的选择权，可以有针对性地选择乘客的类型，是其维持自主经营的基础和保障。但笔者认为，此种观点不能扩张解释，必须在威胁到安全保障义务的时候，承运人才有选择乘客的权利。王某即使上车，也不会给其他乘客的安全带来威胁和挑战，李某拒载的做法是承运人自主选择权的无理扩张，与人权理念格格不入。

（三）强制缔约义务与监管不力、道德沉沦

强制缔约保障的是公民的缔约自由。李某的拒载行为反映了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管缺失、监管乏力，反映了最基本的人性救助思想道德观的沦丧和缺失。强制缔约在现代社会中是作为维护社会秩序、实现社会公正、促进社会福利的手段，是保障基本道德的工具。王某并不会对公交车的运行安全带来威胁，也不会带来不可预知的潜在风险，李某的拒载行为不仅违背了法定义务，也与基本道德观念相悖。

四、规制举措

鉴于本案中李某对王某实施拒载时，表现出一定的随意性，抓紧相关立法和行业规范的制定工作已成当务之急，有关行政主观部门亦应在行业监督上更加有力。此外，以下三方面也系靠实举措。

（一）加强典型选树

就强制缔约义务、基本道德规范及公交行业规范，在公交交通行业中做实宣传、扩大宣传。选出一批帮扶乘客的公交司机典型，给予一定物质和精神上的奖励，在整个行业中加以推广，传递社会正能量。

（二）健全权利救济

在平等出行权受到侵害时，公民有权依照《民事诉讼法》和《侵权责任法》、《合同法》等法律起诉要求赔偿因拒载带来的合理损失，但耗时较长。因此，可在政府内部设立专门的投诉监管部门，着力解决向公交公司投诉“无人管”的问题，从快、从严地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

（三）加大惩处力度

即使是无理的拒载行为，公交公司对驾驶员的惩处力度也较低，起不到“惩处一个、教育一片”的社会效果。因此，在赔偿民事责任的基础上，加大惩处力度是必要的，如增加惩罚数额、扣减驾驶证积分等，严重者予以辞退，以起警示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