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誉档案

　　蔡裕华 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一庭法官。曾获全国优秀法官和全国模范法官等荣誉称号。

　　过完春节一上班，案子就“扑面而来”。临近中午，我疲惫地走出法庭。

　　“蔡法官。”一位妇女叫住了我。我停了下来，却一时想不起是哪个案件的当事人。

　　“我一直在门口等着，就是为了对你说声谢谢。我今天是来拿判决书的，这次法院又判我赢了，上次的药费已经拿到了。”

　　我仔细打量着面前的这个人，当目光落到她蜷缩在袖子里的右手时，我不禁心头一震，想起曾经的一次失败的调解。

　　我从事二审民事案件调解工作已近10年时间，调解成功的案件不下2000件，我也常常自诩为调解法官中的行家里手。但这个并不复杂的案件却没有调解成功，确切说，是我主动放弃了。

　　53岁的李美娥在一家棉花加工厂打工，负责轧棉花。一天工作时，手被卷到了机器里，右手食指和中指被割掉，花去医药费1万多元。

　　但老板陈某认为李美娥没有按规定操作，不同意承担责任，李美娥起诉到法院。陈某不服一审法院赔偿医药费的判决，上诉至徐州中院。

　　2012年年初的一天，约定调解的时间还没到，双方都早早来到了法院。被告陈某衣着光鲜，夹着小包，带着律师。原告李美娥只身一人，少了两根手指的手总是试图蜷缩在袖子里，人更显得怯怯的。

　　没想到一开口，陈某就说已经达成调解协议，只要法官出个调解书就行了。

　　一听这话，我心里由衷地高兴，没想到这么轻松就搞定了一个案子。一般案子到了二审都已经过层层调解，要想调解成功，往往要费九牛二虎之力。

　　李美娥递过来双方已经签字的调解协议书。“包括医药费，所有一次性了结，赔偿原告18000元。”

　　我把调解协议书读了一遍，问李美娥是这样的吗，她明确说是的。

　　但看着她羞于示人的右手，想到残缺的右手可能对她生活造成的不便，我隐隐感到了一种不平等。这种不平等，不仅仅是双方地位和金钱的差距，更有因一方法律知识、维权意识缺失而凸显的不平等。

　　我问李美娥，“他们和你签调解协议，有没有把有关法律规定告诉你？”

　　李美娥无奈而伤感地说，“我一个农村妇女啥也不懂，他们老到我家里去，又买了东西，又说了好话。我想反正手也不能好了，一次性了结就了了吧。”

　　旁边的陈某一听，着急地说，“我们已经谈好，双方完全自愿，你只要出个调解书就行了，干嘛问那么多！”

　　我感到李美娥这种情形应该构成残疾，于是打电话给司法鉴定处的法医咨询。咨询的结果是，她这种情况可能构成9级至少是10级伤残。

　　我告诉李美娥，按照法律规定，人身损害赔偿还包括误工费、营养费、护理费等等。她的情况，如果评到10级伤残，按照农村的标准，伤残赔偿金加上精神损害赔偿，大概3万多元。如评到9级，大概5万多元。“签了这个协议，就等于同意放弃这些钱，你以后也没有机会再要了。”

　　旁边的陈某几次试图打断我的话，但我还是坚持尽可能详细地将有关法律规定讲了一遍。最后再问，“李美娥，我把相关的法律规定都讲清了，你现在同意刚才的调解协议吗？”

　　“法官，我不同意。”李美娥回答得很坚定，那原本浑浊的眼睛透着希望。

　　这个案子最终没有调成。李美娥临走前对我千恩万谢。我心里百感交集，也许维权的路很坎坷，但我坚信法律会给她一个公道。

　　“法律不能使人人满意，但是在法律面前人人是平等的。”身为法官，就应该是公平正义的化身，无论是调解过程，还是裁判结果，都要让当事人特别是社会弱势群体触摸到法律的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