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行为请求权的执行，是指执行机构采取一定的措施迫使债务人按照法律文书规定履行义务，以实现债权人的行为请求权的执行行为。行为请求权是债权的一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11条的规定，采用拘留、罚款的方法强迫当事人履行，但是，拘留和罚款只是对债务人没有履行义务的处罚，并不能因此而免去债务人的义务。

一、行为请求权执行中的"复位"现象及法律定位

在我们正常的案件审理中，有许多的判决结果是要求债务人必须履行一定的行为，例如：抚养子女，赡养老人、拆除房屋、排除妨碍、停止侵害等，许多的债务人认为不是欠钱的事情，对行为的履行不够重视，认为法院没有办法。在执行过程中，我们也常常是按判决书确定的内容，直接把孩子或老人交给债务人，或把妨碍物搬走，因此而结案。但是，抚养、赡养、清理等行为是缓慢的、延续的，不是一瞬间完成的，许多债务人往往在法院执行时表现"配合"，执行员离开后，又不履行义务了，他们又将妨碍物或把孩子或老人"放回原处"，笔者将此种现象称之为"执行复位"。在法院方面来说，案件已经执执结，做为权利人来说，权利刚刚实现，但很短的时间内，又恢复到没有实现前的状态，此时，重新申请执行已经没有了执行依据，法院也不受理，再去诉讼，又将增加诉累，且重新起诉也违反了"一事不再理"的原则。那么权利人的利益如何去实现？对债务人的行为如何处罚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拒不履行义务，构成犯罪。针对债务人恶意的不履行行为，在法院对其直接执行或采取过罚款、拘留措施后又反复的，应该移交公安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针对本罪的诉讼程序又该如何进行呢？

二、关于本罪的诉讼程序

执行难之所以由来已久且目前较为突出，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与司法机关在处理这类案件时所适用的诉讼程序有关。关于追究本罪的诉讼程序在实践中采取过各种做法，在刑事诉讼法实施初期，对本罪的审理是人民法院自审自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按本罪追究有关责任人员的程序，由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直接受理并作出判决。但是按照我国的刑事诉讼理论，起诉权只能由人民检察院、被害人或者他的法定代理人行使，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实行不告不理原则，没有起诉，就不能引起审判程序的开始。为能使审理程序符合上述规定，各地在司法实践中采取过由申请执行人、法院执行法官或执行庭、作出裁判的人民法院充当原告等各种做法。随着新刑事诉讼法的通过以及随后所作的法律解释，上述规定已不再适用。按照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第４条的规定，拒不执行判决、裁定案件属于公诉案件，即应当由公安机关进行侦查，检察机关审查批准逮捕、提起公诉，人民法院负责审判。《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该刑事案件由犯罪行为发生地的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并由犯罪行为发生地的人民法院管辖。1998年7月18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101条也规定："在执行过程中遇有被执行人或其他人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或者妨害执行情节严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将有关材料移交有关机关处理。"由此，目前追究本罪的诉讼程序是人民法院在执行过程中发现犯罪，整理材料移交给犯罪行为发生地的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再由犯罪行为发生地法院审理。

笔者认为，本罪如简单地适用由犯罪地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检察院提起公诉、法院审理的程序，机械地强调司法机关之间的制约，会使得在司法实践中追究本罪环节繁多，可操作性不强，对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的被执行人不能产生有效的威慑作用，不利于有效打击犯罪，客观上也弱化了法院的公信力，损害了法院的权威。因此，亟待对本罪的诉讼程序进行修改和完善。

三、完善对请求权执行中的标的"复位"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几点建议

（一）提高法定刑期，并处罚金刑

我国的刑事立法理论认为刑罚的目的在于教育，强调惩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根据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条、第三百一十三条的规定，犯妨害公务罪及本罪的最高法定刑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笔者认为，现行法定刑期处罚偏轻，与严重的拒不执行判决、裁定行为特别是聚众围攻冲击型的暴力抗法事件造成的恶劣影响不相适应，难以达到刑罚对行为人的特殊预防目的，更谈不上达到对社会公众的一般预防目的。基于执行难和暴力抗法事件屡禁不止的现状，应该加重本罪的法定刑，以确保刑罚的社会效果。

罚金刑的基本功能在于通过一定数额财产的所有权的剥夺，形成一定的制裁结果，藉此强化行为人的规范意识，以期达到抑制、预防犯罪的目的；或者通过财产的剥夺杜绝继续犯罪的可能性。罚金刑并不具备类似自由刑持续作用于犯罪人人格的强制功能，也不直接剥夺犯罪人的行为自由，属于"非设施化"的刑罚方法，一般适用于较轻微的犯罪以及以财产为目的的犯罪。②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规定犯本罪的可以处以罚金刑，笔者认为，对于拒不执行判决、裁定这种犯罪行为，特别是拒不执行以给付财产为内容的判决、裁定的，单纯适用罚金刑远不能起到足够的作用，应一律在科以自由刑的同时并处罚金，以充分发挥罚金刑对这类贪利型或财产型犯罪的抑制作用。

（二）、完备犯罪客体范围，科学确定罪名

１、将人民法院生效的调解书直接纳入客体范围

根据《立法解释》，本罪侵害的对象是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具有执行内容并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虽然包含了为依法执行支付令、生效的调解书、仲裁裁决、公证债权文书等所作出的裁定，但并未将有执行内容并已发生法律效力的调解书直接纳入客体范围。在实践中，有些当事人为规避法律常采取假意调解而实质上拖延、躲避执行的办法抗拒执行。笔者认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调解书，是与判决书、裁定书同样体现人民法院司法权威、具有法律效力和强制执行效力的一种法律文书。从犯罪构成看， 拒不执行人民法院调解书与拒不执行判决书、裁定书具有相同内容，犯罪主体均是特殊主体，即都是负有执行法律义务的人，客体均是侵害人民法院的司法权威，主观方面均是直接故意，客观方面也都是表现为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行为。因此，拒不执行调解与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属同种罪名，应直接纳入本罪客体对象范围。

2、人民法院生效的决定、通知、命令亦应纳入本罪对象

人民法院的生效决定、通知和命令，均是体现法院审判权的重要法律文书。其中一些因其所解决问题的特定性，甚至不允许复议和上诉，如人民法院的决定，具有即时执行的法律效力。②这些法律文书和判决、裁定一样，都是司法权的有形载体，均对当事人有约束力和强制力，对社会公众有指引、评价、教育和预测的规范作用。无论是拒不执行哪种生效的法律文书，都是对审判权的亵渎，如不及时予以制裁，都足以降低人民法院的社会公信力，损害司法权威。事实上，一般公众并不能完全了解判决书、裁定书和调解书或其他法律文书的区别，他们只认为这些法律文书是人民法院代表国家法律意志作出的，都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因此，将人民法院生效的决定、通知、命令纳入本罪对象，有助于维护人民法院的司法权威。《立法解释》已将人民法院的协助执行通知书作为本罪的犯罪对象明确下来，按照这个精神，也应将其他法律文书纳入本罪对象。

在对本罪的犯罪对象进行上述扩张的同时，很有必要对本罪的罪名予以完善，可以将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规定的罪状修改为"对人民法院的生效法律文书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改罪名为 "拒不执行人民法院法律文书罪"，这样既可以全面反映此种犯罪侵害的对象，也更有利于维护了人民法院法律文书的权威。

（三）、健全和完善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诉讼程序

建立符合程序正义标准的法律程序是立法的重要目的，也是审判方式改革的重要内容和目标保证。在司法实践中，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的行为大多发生在人民法院执行程序中，有的甚至就发生在执行案件的现场，与法院的公务活动密切相关，是一种"发生在法官眼前的犯罪"，能否构成该罪，法院最有发言权。加之情况特别紧急，必须立即采取果断措施，如当场予以民事处罚甚至决定逮捕，尽快交付审判，以有效地制裁犯罪、排除妨害。因此，笔者认为，追究本罪的诉讼程序应在明确侦查、检察和审判机关分工原则的基础上，做到有利于准确、及时查明犯罪事实，正确适用法律，有利于减少公安、检察、法院之间的互相扯皮，有利于节约诉讼成本，树立法律的尊严。以使司法活动的阻碍和浪费最小化、效果和支持最大化。结合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历史发展和借鉴外国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笔者就如何健全和完善本罪的诉讼程序，提出以下建议：

1、人民法院民事处罚为前置

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一百一十四条和第一百一十六条，规定了人民法院对诉讼参与人、义务协助人和其他人的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判决、裁定及拒不协助执行的行为，可以予以罚款、拘留，被处罚人不服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人民法院通过民事处罚及复议程序，完全可以查清并确认被处罚人拒不执行判决、裁定行为是否存在的客观事实，并根据确认的事实证据依法作出相应的处罚。人民法院在作出处罚决定后，不能再补充证明被处罚人存在拒不执行判决、裁定行为的证据，并将上述有关材料形成完整且相对独立的《处罚卷》。当被处罚人的上述行为造成了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或其他严重后果，人民法院认为构成犯罪时，将有关法律意见和《处罚卷》向公安机关移送，被处罚人经审定罪判刑的，民事处罚确定的罚款数额从罚金刑中扣减，拘留的日期折抵相应刑期。这样做既能促使人民法院在处罚前重视对被处罚人拒不执行判决、裁定行为的调查取证，向公安机关移送客观合法、充分详尽的证据材料，有利于公安、检察机关尽快完成立案侦查、起诉等工作，也可使案件的执行程序不因追究被处罚人刑事责任而中断，案件的的执行工作仍可依法定程序继续进行。

2、致使判决、裁定不能执行或造成严重后果为条件

民事诉讼法所列举的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判决、裁定及拒不协助执行的行为，许多都被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列入本罪的客观要件，这些行为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或造成严重后果，都属情节严重。按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只要被处罚人具有拒不执行判决、裁定行为，人民法院即可依法处罚，只有当这些行为致使判决、裁定不能执行或造成严重后果时，人民法院方可认为构成犯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在司法实践中，如果被处罚人在被人民法院处罚后，由拒不执行转变为积极配合，未造成判决、裁定不能执行等严重后果，从刑罚的教育目的出发，人民法院可以不认为构成本罪。

3、国家公诉为主，兼采被害人自诉原则

本罪侵犯的客体是人民法院的正常审判活动，从这一点上理解，本罪应由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这符合国家公诉制度逐渐在刑事起诉制度中占主要地位的发展趋势。但在执行难问题仍较突出的情况下，从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出发，允许债权人对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提起刑事自诉，具有一定的必要性和合理性。请求权执行中的标的"复位"这样的案件，受害人可以按照诉讼管辖的规定，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笔者认为，这样既可以保障宪法规定的被害人的控告权，充分调动债权人对债务人监督的积极性，减少对法院的依赖和抱怨。也是对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有罪不究行为的有效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