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7日杭州飙车事件刚刚判决下达，8月4日，一辆保时捷跑车，就在马路上再次撞死一人，而且同样发生在行人穿越马路的斑马线上。其实在6月7日事件之前杭州已经发生了多起因飙车致人伤亡的交通事故，而且肇事者胡斌也在6月7日事件前，就因为在马路上飙车，而被交警处罚，但处理力度较轻，并没有暂扣驾照或吊销驾照。事故的发生接连不断，丝毫没有因为胡斌案件的恶劣影响发生好转，飙车一族仍然呼啸在马路上，不知道杭州市民是否生活在惶恐之中，也不知杭州市交警对此有何感想，尴尬亦或是麻木不仁了。

还记得6月7日飙车事件发生后，杭州市交警部门发布的记者招待会，公布胡斌驾驶车辆撞死谭卓时的车速为70码，引起了全国一片哗然，口诛笔伐犹如洪水一般指向杭州交警，70码能让把一个成年人撞飞5米高、20米远，真的以为全国人民弱智吗？杭州交警连这点常识都没有，还是低估了全国人民的智商，不会是故意在捏造事实吧……在媒体的舆论压力下，不得不委托专家鉴定组参与鉴定，结果数据发生了变化车速达84-101公里/小时。对此，杭州交警虽表示了歉意，也似乎要下决心整治飙车现象，彻底改变现状，还市民一个安静、祥和的人居环境，但似乎雷声大、雨点小，飙车一族仍然当什么事情都发生一样，呼啸在城市的大马路上。此次事故同样发生在闹市区，同样是发生在斑马线上，斑马线本是安全线，现在却成了夺命线，事隔仅两个多月，严重事故再次发生，讽刺意味很大，不知杭州警方如何在出来圆场，是检讨自己疏于管理，还是想方设法的推脱责任寻找借口，甚至是索性不再做任何回应。尔俸尔禄，民膏民脂，公众的期盼，媒体的关注，需要杭州交警给大家一个说法，否则你们职责何在？

当然，飙车撞人事件，不能全算在杭州交警的账上。处罚较轻，违法成为过低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们国家法律规定，违法交通管理法律规定，造成交通肇事罪，仅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而且很多地方司法实践中，对于积极赔偿被害人家属并获得谅解的被告人，一般还会判处唤醒。这种处罚结果在相当程度上纵容了飙车一族，能够开得起跑车本就是富家子弟，发生了交通事故，造成人员伤亡，赔偿对他们来说不成问题。甚至撞死人对他们来说就是用钱来摆平，没有什么大不了，于是飙车现象非但没有停息，反而有愈演愈烈之时。

然而，这不得不引起我们全社会的思考，特别是立法、司法、行政部门的深思。常此以往，将会造成如何大的社会影响，可想而之。国外的先进经验我们可以借鉴，近邻日本，这是一个对酒后驾车、醉酒驾车的处罚在法律上趋严规定的国家。就在今年5月份，日本福冈一起酒后驾车案的判决，引起了很大关注。《京华时报》在2006年8月曾报道了当时的事件经过：22岁的肇事司机今林大，酒吧喝酒后超速驾驶，在跨海大桥上追尾一辆驶往福冈的吉普车，导致吉普车冲出大桥护栏坠入海中，车内3名幼儿因撞击加溺水而无一生还。该事件当时就上了《读卖新闻》的头版头条。事隔两年多之后，马拉松的官司有了结果：今林大“危险驾驶致死伤害罪”成立，被判20年。在2001年，日本把违法驾驶导致死亡者的最高徒刑提高到15年。2005年，日本又将酒后驾驶导致死亡者的最高徒刑提高到20年?今林大被判20年，法理依据就来自这里。很显然，这是一个趋严的法律架构。在2001年以前，日本关于交通肇事的法律规定，与我国现行的《道路交通安全法》比较接近，最高只能判处5年有期徒刑。而在2000年，发生了一个“小池大桥案件”，无照驾驶者在人行横道轧死两名大学生。有关报道说，日本法学界和民间人士由此发起了对法律进行修订的运动，法务大臣以下37万余人联署签名要求修改法律，惩治恶性交通肇事行为。2001年12月25日，关于“危险驾驶致死伤害罪”的新法通过施行，在2007年还增加了对摩托车肇事同样严厉惩治的条文。严刑的威慑力是显见的，除了那个22岁的今林大酒后傻呵呵地大撞吉普车，近年来在日本已极少发生酒后开车伤人的恶性事件。在我国，没有“危险驾驶致死伤害罪”，在偏轻的“交通肇事罪”与较重的“危害公共安全罪”之间，没有一个中间地带。这说明我们的法律是有缺陷的。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与汽车交通发达的国家相比，我国酒后驾车者违法成本太低，所承担的法律责任实在太小。由于对酒后驾车缺乏起码的威慑作用，单独定罪?设立“违法驾车罪”势在必行。

法律震慑作用不容忽视，我们看到当成都酒桌上人们推杯换盏之时，有人会说喝酒就不能再开车了，否则会判死刑的，然而我想杭州人在飙车时候可能会说，没事，继续飙吧，最多判三年。杭州市民依然要穿梭在城市的马路中间，只是内心当中充满了恐慌，因为没有能够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除了他们自己。当斑马线不再是安全线，限速牌也成为了一块摆设之时，他们还能寄希望于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