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法院审理了一起故意伤害案件，在一审庭审时，被告人单位领导来到法庭，宣读了一份“调查报告”，证明了被告人的一贯表现，并作为法官量刑参考依据。 

对此引来较多反对的声音，认为：道德调查作为量刑参考会有损法治精神，违背正义理念，是对司法公正的戕害，对道德参考量刑需要持谨慎态度……总而言之，反对的人大多认为将道德作为量刑的标准之一，有损法治的严肃性和公正性。

其实，调查报告在西方国家早已有之。现代量刑前报告制度始于美国，1878年麻省颁布了美国第一部缓刑法，到1925年美国联邦缓刑法出台之日，美国大多数州已经颁布了缓刑法。到上世纪30年代，当年的缓刑调查演变成了为整个量刑提供“量刑前调查报告”。

在我国有关法律中虽然没有直接的“量刑前调查报告”的规定，但量刑前参考被告人一贯表现，这是早已写进刑法条例的，是量刑酌定情节原则。我国刑法第5条规定：“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这一做法符合我国刑法的精神。在我国《刑法》中，大部分采用了相对确定的法定刑，也就是说，有一个确定的量刑范围和幅度，允许法官在这个范围内自由裁量。而且量刑时调查报告也可以作为对被告人主观意识的参考，因此对调查报告的指责缺少足够的依据，将“道德调查纳入量刑参考”，并无不妥之处。

在我国实行的、有着各种名称的“量刑前调查报告”， 早在去年8月，四川省就首次在刑事案件庭审中引进“人格调查制度”。值得注意的是，北京和四川的“调查报告”都以未成年犯罪为调查对象，而刑法中对未成年人犯罪也规定：“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量刑时参考调查报告既具有科学的理论基础，也符合国际规则和我国现行法律的规定。   

需要指出的是，我国各地法院委托社会组织、人民团体、司法所等单位进行调查的做法，各方对量刑参考调查报告之所以提出置疑，大多是担心法院委托的社会组织、人民团体、司法所等机构所进行的调查存在片面性，缺乏调查的法定权力和结果的权威性。对于参考量刑的调查报告，需要的是我国司法机构给出一个统一、科学的调查标准，才能更好地实践法治精神，保证法律的严肃性和公正性，而且在如何保证调查内容的科学方面，加大对调查的过程受到金钱和权力的干扰等的预防，将量刑前的调查报告进一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