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讼时效制度作为时效制度的一种，属于法律的强制性规定，直接影响到当事人诉权的得失，对当事人有重要意义。诉讼时效的中止、中断及延长是诉讼时效制度的重要内容。而其中诉讼时效的延长制度涉及到法院的自由裁量权，决定着当事人诉权的有无，因此，它在诉讼时效中的地位尤其重要。为了正确适用这一制度，确保当事人的权利，有必要对这一制度加以研究。

诉讼时效的延长，是指“权利人因特殊情况未在法定的诉讼时效期间行使权利，诉讼时效完成后，由法院决定对诉讼时效期间予以延长的制度。”①诉讼时效的延长，涉及到起算时间、适用范围、延长原因等多方面的问题，其中争议较多的是诉讼时效延长的适用范围。所谓诉讼时效延长的适用范围，是指哪些时效能够适用延长制度。它是与时效的分类相对应的，而不是与权利的分类相对应，笔者拟从以下几个方面论述。

一、学者的观点

　　首先，必须明确的是，学者们对此问题并没有专门的学说，是笔者总结的学者们的观点。目前有三种观点。第一种笔者称为广义说，也是目前占多数的观点，认为诉讼时效延长制度既适用于普通时效，也适用于特别时效和最长时效。第二种笔者称之为狭义说，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承认延长制度适用于所有的时效，但由于其不承认最长时效，而将其称为“权利最长保护期限”，②故其范围小于第一种观点，即仅适用于普通时效和特别时效。第三种观点笔者称之为最狭义说，只有少数学者持此观点，认为“所谓时效期间的延长，只能适用于20年最长时效期间。”③就其性质来看，普通时效与特别时效具有相同的性质，它们在适用中断、中止、延长制度上是完全相同的。因此，三种观点的分歧也就集中在两个问题：第一，20年期间是否为诉讼时效期间，如果是，则能适用延长制度，如果不是，则不能适用延长制度。第二，普通时效和特别时效是否适用延长制度，换言之，是不是延长制度只适用最长时效。解决了上述两个问题，时效延长制度的适用范围也就明晰了。

　　二、二十年期间的性质为诉讼时效，适用于诉讼延长制度

　　关于二十年期间的性质，学术界目前有三种观点，即“最长诉讼时效说”、“除斥期间说”和“权利最长保护期限说”，④笔者赞同最长诉讼时效说。

　　首先，二十年期间不是除斥期间。除斥期间为“法定的权利的存继期间，因该期间经过而发生权利消失的法律效果”。⑤除斥期间作为一个不变期间，只须一个构成要件，即法定期间的经过，并且仅适用于形成权而不适用于请求权，期间经过所消灭的失实体权利而不是诉权。我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 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但是，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延长诉讼时效期间。”从这一规定可以看出二十年期间不仅是一个可变期间，而且在特殊情况下还可以适当延长。二十年期间要求有两个构成要件，即法定期间经过和未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与除斥期间不同的是二十年期间适用于请求权而不适用于形成权，因为只有请求权才有可能发生请求法院保护的问题。同时，与除斥期间相对应，二十年期间消灭的也不是实体权利，只是“人民法院不予保护”，即胜诉权的丧失。所以，二十年期间不是除斥期间，二者失迥然相异的。

　　最难以区分的是二十年期间与权利最长保护期限。因为，权利最长保护期限本身就是针对二十年期间所创设的概念，是学者“为了更准确的界定其性质”⑥而作的创新。于是，“权利最长保护期限说”就把二十年期间看成权利的最长保护期限，并由此否认二十年期间的诉讼时效性质，称“诉讼时效产生的基础是权利能行使而不行使导致权利受侵害，因而无从行使权利，但又不能无期限保护这种被侵害权利，于是就规定了一个二十年的最长保护期限，所以，二十年期间不是诉讼时效，只是法律规定的一个保护期限。”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它不符合二十年期间和诉讼时效本身的特点。诉讼时效作为一种消灭时效，强调的是“权利不行使的事实状态，在法定期间内持续，即应发生该权利人丧失权利上的法律效果。”⑦即强调的是一种事实状态，而不是权利不行使的主观原因。至于究竟是“能行使而不行使”，还是“不知道而不行使”，只是普通时效与最长时效的区别，而不是二十年期间与诉讼时效的区别。另外，该说所“期限”的概念也不够准确，与整个民法的概念体系不符。法律所使用的概念一般有三种，即日常用词的日常用法，日常用词的特殊意义和专业名词。无论哪一种概念都要求具有统一性，即在法律中应该保持同一含义，民法概念体系中的期限是指“当事人以将来客观确定到来之事实，作为决定法律行为效力的附款”，⑧而在“权利最长保护期限”这一概念中，期限系一般含义“限定的一段时间?D?D20年”，违反了法律概念的统一性。

　　三、普通时效和特别时效也适用诉讼时效延长制度

　　从诉讼时效延长的含义来看，其应该适用于所有的诉讼时效，但持最狭义说的学者反将时效的延长界定为“20年的最长时效期间，在有特殊情况的，可由法院决定延长时效期间。”⑨对于这种观点，笔者着实不敢苟同，理由如下：

　　第一，诉讼时效的延长与诉讼时效的中止、中断是互补的，而不是互相代替的。持最狭义说的学者认为：“其他时效期间因有中止、中断的规定不发生延长问题”，也即认为时效的延长与时效的中止、中断是互相代替的。笔者认为应该是互补的，表现在：首先，是原因上的互补。中止的原因是客观的，而中断的原因是主观的，二者似乎能够周延。但诉讼时效中止的原因须发生在时效的最后六个月，就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影响时效中止的客观障碍发生在最后六个月之前，并且在最后六个月之前结束，而权利人却认为客观障碍没有消除，从而导致诉讼时效经过。显然，权利人并不是怠于行使权利，没有主观过错，却又不符合中止的规定。如果不适用诉讼时效延长制度，必然会使一些具有正当理由的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护，这显然有失公平。所以，延长就是对中止、中断原因上的补充。当原因不符合中止、中断的要求时，就可适用延长。其次，是适用上的互补。表现在适用的主体和适用的依据上，中止和中断的适用既可以由当事人提出，法院决定，也可以由法院直接适用，适用的主体侧重于当事人。而延长只能由法院决定主体为法院；在适用的依据上，中止和中断的适用需以法律的明确规定，而延长的适用是法官适用自由裁量权的结果，法律没有明确的规定。

　　第二，从法律的规定看，诉讼时效的延长也适用于普通时效和特别时效。持最狭义论的学者认为诉讼时效的延长只适用二十年期间，并引用《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的规定作为立论的依据，但其只引用了该法条的后半部分，即“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20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延长诉讼时效期间。”笔者认为这是断章取义。《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计算。但是，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20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延长诉讼时效期间。”该条由三句话组成，第一句和第二句中间转折连词“但是”，故前两句是一个意群，第三句即延长制度的规定应适用前两句规定的情形，而不应该只适用第三句所列内容。另外，从该章其他条款的内容，都使用的是“诉讼时效”一词，而没有进一步细分为普通时效、特别时效和最长时效，故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的“诉讼时效”也应包含三个时效，普通时效和特别时效当然在其范围之内。

　　解决上述两个问题，诉讼时效延长制度所适用的范围也就明确了，即适用所有的诉讼时效??普通时效、特别时效和最长时效。

参考资料：

①江平主编《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40页。

②江平主编《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35页。

③粱彗星主编《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248页。

④江平主编《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35页。

⑤粱彗星主编《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239页。

⑥彭万林主编《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30页

⑦粱彗星主编《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238页。

⑧粱彗星主编《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248页。

⑨同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