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江苏省泰州市姜堰区人民法院开展的“民生审判伴你行”活动快满一年了，搞得有声有色，当地百姓都说好，记者决定前往探个究竟。

　　记者亲历

　　“要以更饱满的热情，迎接司法体制改革带来的变化；要以更务实的行动，投身司法为民的实践。”11月14 日下午，记者走进姜堰法院办公大楼，循着声音来到会议室。该院正在组织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院长褚靖娟要求紧紧围绕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这个目标，牢牢把握司法为民这条主线，集中精力办好案件，确保圆满完成繁重艰巨的审判任务。

　　这个曾以刑事量刑规范改革、善良风俗引入民事审判而在全国法院系统颇有名气的基层法院，务实创新的风气一直没变，特别是近年来坚持情系群众、保护弱势群体合法权益的种种做法，令人印象深刻、倍感亲切。

　　“法官的努力救活了企业，也救活了我们”

　　--32名铸造工的心声

　　翌日上午8时30分，姜堰法院办公楼走廊里传来一阵嘈杂之声。记者寻声而去，见到一名中年男子手拿锦旗，对着褚靖娟激动地说：“我是淤溪车件厂32名铸造工的代表王家明，受工友们委托，今天来送锦旗，感谢法院救活了企业，也救活了我们。”他边说边打开锦旗，上面写着：“公正司法救企业妙手回春、一心为民视群众情如手足”。

　　2004年，丁军投资成立淤溪车件厂，生产空调配件。创业之初，企业一片红火。2010年后，业务订单骤然减少，企业资金链断裂，为维持企业运转，丁军到处借贷，但高额的利息更让企业不堪重负。今年6月底，丁军外逃躲债，工厂停产。

　　“当时厂里的负债已超过1000万，他一跑，债主要把厂里的设备哄抢一空，我们32个人一年的工资就没有了着落。”同来的铸造工朱新成告诉记者：“丁军外逃后的第二天，我到工厂一看，很多人在哄抢机器设备，我们32个人拼死才保住了生产设备。”

　　承办该案的开发区法庭庭长单洁向记者介绍：“立案后，我们立即与镇政府取得联系，镇政府也正因此事一筹莫展，社会上还有近百名债权人到政府闹访。企业生产设备不足以偿债，厂房租用的是村集体的，无法兑现。我们与镇政府讨论了一晚，形成了一揽子妥善解决车件厂纠纷的方案。鉴于企业停产主要是由于丁军管理不善，决定由镇政府牵头引资'换血'，换掉经营管理人，让企业继续生存。”

　　不久前，在外躲债一年的丁军回来了，在法庭和政府的帮助下，把企业租给了其他人经营，32名工人重新上班。“法官促成了工厂的复活，我们的工作又有了保障，真的很开心，法官为我们花费了太多的心血，真的很感激他们。”王家明悄悄拭去眼中噙着的泪水。

　　“多亏了法官的全力帮忙，才拿回我们的血汗钱”

　　--21名保洁工的心声

　　上午11时，记者来到该院审判区。

　　“被告养护公司一次性分别给付王玉兰等21名原告每人工资及各项补偿款1万元，被告已当庭交付，双方的纠纷就此解决，现在闭庭。”从第十法庭传来清脆的法槌声。

　　记者走进第十法庭，发现法官面前放着一捆捆崭新的钞票。20多名妇女正依次从法官手中领取钱款，看到记者，便七嘴八舌地述说着她们的讨薪之路。

　　原来，姜堰段高速公路将高速保洁工作承包给泰州某养护公司，该公司又转包给金旭明。王玉兰等21名妇女均为金旭明雇佣在高速公路从事保洁工作。今年春节前，她们突然被金旭明通知不用再去上班，但她们还有大半年的工资没有拿到。“金二找不到了，我们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又没有其他手续证明在高速公路上工作，仲裁部门没受理。”王玉兰向记者说。

　　“这类案件起诉到法院，我们就会立即启动'农民工绿色通道'，安排快速立案，为她们缓交了诉讼费，并合并审理。”一旁的民一庭庭长张树春介绍说。

　　“高速公路和养护公司都不承认跟我们的劳动关系，说我们都是金旭明找来的人，与他们两家公司毫无关系。”孙来珍谈起案件审理最初的情况，还很激动。

　　“我们对这起案件的法律关系进行了研究，认为21名保洁工在高速公路上从事劳动是事实，必须要有人埋单。”民一庭副庭长赵勇介绍说，“我们3个承办人先后16次到高速公路公司和养护公司去给他们讲明法律规定，动员他们依法给付21名保洁工应有的补偿。今天，被告养护公司是带着现金来开庭的，双方都有诚意，刚才已经全部调解履行完毕，每名女工得到了1万元。”

　　“我们以为拿不到血汗钱了，多亏了法官的全力帮忙，真是太感谢了。”王玉兰激动地对记者说。

　　记者了解到，2011年以来，姜堰法院设立了“农民工绿色通道”，对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案件优先立案、快速审理、全力执行，三年来，已经依法审理了1500余件农民工维权案件。

　　“记者同志，请你一定要把我们的感谢写出来”

　　--41户菇农的心声

　　午后，记者随分管民事审判工作的副院长姜国云赶往桥头镇，对41户菇农当事人进行回访。

　　从法院去桥头镇，有10公里的路程。“菌菇种植业是桥头镇的支柱产业。去年底有41户菇农培育香菇的菌菇棒出现质量问题，导致绝收。起诉到法院时，我们的压力非常大，41户菇农的群体性事件直接涉及200多人的利益，既要公平合理，还要快速高效，等鉴定结论在当时并不是最佳选择，一是耗时长，二是费用大……”一路上，姜国云对当时的情况娓娓道来。

　　到了桥头镇政府，一位身材高挑的年轻女法官迎了上来。“肖立芹，开发区法庭的助理审判员，41户菇农案的承办法官之一，今天回访工作的向导。”姜国云向记者介绍着。

　　来到移小如的种植大棚时，移小如正在补水加湿。见到我们，他便介绍起香菇的生长情况：“今年春天播的，选的好种好棒，出菇率高，肯定有个好收成，全靠法院帮我们讨回了公道。”

　　“去年年底的那段时间，真不是我们过的日子，我自己的10亩大棚菌菇棒基本没有出菇，我们村41户养殖户情况大致一样，当时感觉天都要塌下来了。”听到记者说明来意，移小如更有些激动，“菌种没有问题，找到省农科院的专家检验，是菌菇棒出了问题，我们去封过供应商的大门，堵过镇长的车子，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才到法院起诉的。”

　　姜国云介绍说：“当时情况很急，41户菇农的损失怎么计算是最大的难题。我们与北京的中国农业大学取得联系，了解到如果通过鉴定的方式确定具体损失数额，鉴定费用就要十几万元，在当时的那种情况下，这个大数额的鉴定费对双方都是不能承受的。最后，我们全院民事条线的法官用了一周的时间逐家逐户统计了没有出菇的菌菇棒数量，结合本地的平均产量确定了损失数额。”

　　“当时我怀疑法院也是走走形式、做做样子，弄个数量出来息事宁人。我和老伴两人熬了一个晚上去核对，真的没有欺骗我们老百姓，一根棒都不差。”移小如接过了话，“法官们在我家统计了一天，大棚里又闷又热又湿，还有些轻微的毒气，他们过个十分钟就要出来透一下气，统计结束的时候，肖法官都已经是脸色苍白了。我们老百姓没有其他的话，除了感谢，还是感谢。”

　　离开的时候，移小如还不忘对我叮嘱一番：“记者同志，请你一定要把我们41户菇农的心声写出来，这样的法官，是真正的为了群众的利益。”

　　当事人说

　　去年我们家10亩的大棚，愣是一个香菇都没有出，那阵子真是很窝心，完全没有了主意。有人去咨询了南京的专家，说是柳五（指柳宏生）要赔大家1000多万。到了法院打官司，要凭证据说话，据说到北京鉴定我们要先交十几万，哪个拿得出来？！好在法院的同志想到了这个处理的好办法。说实话，大棚里又闷又热还有毒，法院的同志能钻到大棚里一个个数，真不容易，这个事情这么处理，我们大家都很满意。

　　--桥头镇农民  王胜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