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未成年人犯罪成为日益突出的社会问题。为进一步加大未成年人保护力度，适应未成年人犯罪刑罚轻缓化和非监禁化的世界趋势，我国于2003年7月在北京、天津、上海、江苏等6省市试点社区矫正工作之际，将未成年罪犯的社区矫治列为社区矫正工作的重点工作之一，取得较为显著的成效。但在试点工作中，在少数地区也出现了未成年矫正对象脱管漏管现象严重、违法再犯罪率居高不下的突出问题，应引起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一、当前未成年社区矫正对象违法再犯罪的特点

1、时间间隔较短，在缓刑期内违法再犯现象明显。根据江苏某基层法院的统计，初次犯罪与违法再犯罪间隔时间在3年以下的占再犯罪未成年社区矫正对象的62.5％。

2、从犯罪类型来看，主要集中在盗窃、寻衅滋事、聚众斗殴等暴力犯罪或侵财犯罪。

3、从犯罪现象来看，以多人结伙或团伙犯罪居多，且犯罪动机复杂，作案手段多样。

4、从分布人群来看，城镇无业社会青少年居多，占七成以上。此外，绝大多数再犯罪未成年矫正对象都是初中辍学或初中毕后流浪社会，整体文化层次较低。

二、未成年社区矫正对象再犯罪现象的原因分析

1、未成年罪犯自身认识不到位。未成年罪犯因身处青春期，生理、心理发育不成熟，是非辨别能力较差，一些人不以违法犯罪为耻，反以“上过山”为资本；法律意识和道德观念淡薄，曲解国家对未成年人犯罪“从轻减轻处罚”原则，虽经司法机关、社区矫正机构教育,但仍不思悔改。

2、社区矫正衔接工作缺乏制度保障。目前，社区矫正主要是以2003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下发的《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为依据，对基层实务单位而言操作性不强。司法行政机关对监管对象的脱管漏管缺乏强有力的制约督促措施，对不服从监管的罪犯，建议人民法院撤销缓刑缺少法律依据，只能将极少数有严重违法犯罪情节的罪犯，转由公安机关提请撤销缓刑。

3、基层组织力量薄弱，难以承载社区矫正的重任。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人口流动的加剧，我国传统的以户籍为纽带的社会管理模式面临极大挑战，城镇街道居委会、农村村委会等基层组织建设遇到较大困难，一定程度存在人员结构老化、组织涣散无力、群众工作难以开展的倾向，对未成年社区矫正对象难以开展有效的恢复矫治和社会干预，致使社区矫正目的落空。

4、基层司法所职能繁杂，社区矫正力量相对薄弱。当前，基层司法所担负职能多，工作面广量大，人员紧缺矛盾突出。绝大部分工作人员是刚刚接触社区矫正工作，其业务素质不能很好适应工作要求。社区服务工作开展的不多，社区矫正工作主要还停留在登记造册、发放法制宣传材料上。

5、“审前调查意见”质量不高，缺乏约束规范。人民法院在开庭审理前，一般都会委托未成年被告人所在地司法所对其家庭背景、个性特点、自我认识、帮教条件及再犯可能性等进行调查评价，并作为量刑时重要参考依据。但实践中，部分社区矫正机构出具的“审前调查意见”质量不高，不能真实反映情况，绝大部分建议法院适用缓刑，致使部分不具备条件的未成年罪犯纳入社区矫正，在考验期间违法再犯的情形时有发生。

三、有效预防未成年社区矫正对象再犯罪的对策建议

1、争取党委政府重视与支持，形成社区矫正合力。未成年罪犯社区矫正，涉及司法、民政、教育、共青团、妇联等社会各方面，需各职能单位间的协调与配合，只有得到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视和支持，才能发动全社会力量参与矫正工作，最大限度地形成矫正合力。

2、加快社区矫正立法进程，为矫正工作提供法律支撑。对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及时加以总结，通过立法规范社区矫正活动，为未成年罪犯社区矫正提供操作规范。同时，赋予司法行政机关行政强制执行权，未成年矫正对象无故不参加矫正活动、脱管漏管或者有其他违法情形的，可对其使用必要的强制约束手段。

3、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夯实社区矫正的社会基础。要着力通过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来带动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建设，为基层组织选配政治立场坚定、能够带领群众共同致富的“双强”型带头人，吸收部分有志扎根基层、服务“三农”的优秀高校毕业生担任“大学生村官”，促进居委会、村委会等基层组织的人员结构优化和服务能力的提升，为包括社区矫正在内的各项改革举措的推进落实奠定基础。

4、建立“审前调查”责任制度，规范社区矫正适用建议。对因故意或重大过失出具失实调查意见书，并错误建议司法机关适用社区矫正的，追究其相关人员的行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5、加强社区矫正队伍建设，构建科学、立体的矫正网络。加强基层矫正工作人员业务培训，以适应矫正工作的需求。努力扩大社区矫正工作的社会参与面，引导具有社会学、心理学、法学等专业特长并热心青少年事业的社会志愿者参与矫正工作，构建起以司法行政机关为主导，公安、检察、法院等其他职能单位配合，社会志愿者等非政府组织积极参与的立体矫正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