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案情：

 

原告：施XX。

 

被告：XX市公安局XX分局。

 

2008年10月22日，原告施XX因不满其所在镇政府与个体开发商违法开发房地产，侵害其住宅的通风采光权。在上访未果的情况下，其向被告书面申请要求于10月29日裸体游行，因被告未给予书面答复，10月29日上午8时施XX在中心铜马广场东侧路上脱光衣服，向东步行进行裸体游行，后被被告下属派出所民警查获，将施XX传唤至派出所接受询问，并进行了调查。于2008年10月30日作出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原告施XX不服，于2008年12月23日向所在地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该地市人民政府于2009年1月13日作出维持行政复议决定。原告施XX遂诉至法院，要求撤销XX分局的行政处罚决定。

 

审判情况：

 

XX市XX区人民法院一审审理认为，公安机关对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具有行政处罚职权。本案中，原告施XX在市中心铜马广场东侧建军中路上故意裸露身体，有其本人的陈述和证人证言，视听资料证实，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被告在接到报警后，依法立案进行调查，在作出处罚决定前对原告履行了告知义务，程序合法。关于原告施XX提出其书面申请裸体游行，被告依法受理后，在法定期限内未通知原告是否许可，应当视为许可问题，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第二十六条规定：“举行集会、游行、示威，不得违反治安管理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四条规定：“猥亵他人的，或者在公共场所故意裸露身体，情节恶劣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因此，在公共场所故意裸露身体是治安管理处罚法所禁止的行为，也是举行游行禁止采取的方式。本案中被告公安分局未能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的相关规定，在法定期限内对原告的申请作出是否许可的通知，其行政行为存在不当之处，但并不代表原告施XX可以采取法律所禁止的方式进行游行，故被告以原告在公共场所故意裸露身体对其处罚并无不当。被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对原告施XX作出行政处罚，适用法律正确。综上，被告所作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对原告要求撤销的诉请依法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第（四）项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XX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理维持了一审判决，判决理由基本一致。

 

简要评析：

 

1、充分考虑原告的内心信赖和被告先前不作为的性质问题

 

本案原告以其行为已经申请，被告未作出书面答复，视为同意其裸体游行为理由，请求法院撤销被告的行政处罚决定。对于该案的判决，其本身没有争议。因为本案，原告申请撤销的是被告的行政处罚行为，该行政处罚行为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那么笔者在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原告为什么在没有得到被告的答复后，于申请的时间进行其裸体游行行为。其基于的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游行示威法》第九条第一款规定的法律信赖，也是对行政机关的信赖。后来，被告以原告的裸体游行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对原告进行治安处罚。那么姑且这样认为，原告的裸体游行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但原告已明确向被告提出游行申请，被告并未在规定时间给出答复或禁止或告知原告其行为是违法行为。尔后，原告做出了裸体游行的违法行为。这个过程中，原告因裸体游行而被作出行政处罚，与被告的不作为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作为一个普通的公民，其应该具备一定的法律常识。可是，普通民众无法确切知晓哪些行为是违法的，哪些行为是合法的。本案中，原告以为其裸体游行行为只要得到有关机关的许可就可以作出。我们知道，法官在审理案件的时候需要当事人提交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如果一方达到法官的内心确信程度，该一方就可能获得案件的胜诉。那么，在审理行政案件的时候，笔者以为，并不能仅仅生硬的对照法条来评判当事人的行为，我们要探究实施行为下的内心动因。我们的民众在和行政机关打交道时，民众的内心对行政机关是信任的、确信的。行政机关作出行为代表的是政府，拥有着权威。对行政主体的行为评判应该以比要求行政相对人更严格的标准，因为行政主体作为专业的执法部门，应该具备专业的素养。该案中的被告的先前不作为行为就是一违法行为，其违法行为在先，导致了原告的后续被处罚行为。

 

2、合理遵循信赖保护原则

 

“行政法信赖保护原则的基本含义是，行政相对人因为信赖既存的行政法秩序而安排其生活或处置其财产，则不能因为后来的行政行为的变动而使其遭受不能预见的损害。该原则要求政府对自己的行为或承诺应守信用，不得随意变更，不得反复无常。”①我国目前仅在《行政许可法》第八条明确规定了信赖保护原则，然而，从法的安定性原则和建设诚信政府的角度出发，信赖保护原则应该是行政主体实施行政行为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就本案而言，原告是基于对行政机关所作（消极不作为）行为的信赖而产生后续行为，被告的不作为就是对原告行为的一种默示，一种许可。后来，被告又以原告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对原告的后续行为进行处罚，就是对自身行为的一种反复无常，而非判决书所言的仅是一种不当行政行为。普通公民不是法律专家，如果在他们对法律认识不够的情况下，其通过自认为合法的形式，欲作出违反法律规定的行为，作为执法的行政机关有法定的履职义务却不履行，明知而不制止，就是一种渎职，应该对公民造成的损害负一定的赔偿责任。《国家赔偿法》修改后，明确规定了精神损害赔偿，那么本案中的原告也可以据此提出要求。

 

  

参考文献：

 

 

①吕艳辉：《行政法信赖保护原则论析》，载于《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