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公路建设为适应经济发展速度，几度提速。公路建设的高速发展，在助力于经济建设的同时，也引致违法驾驶及其造成的交通事故居高不下，严重威胁广大群众的生命安全。正是基于这种严峻形势，国家立法理念从结果本位走向行为本位，于2011年2月25日通过了《刑法修正案（八），将醉酒驾驶、追逐竞驶入罪刑法，体现了对民意的回应，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普遍拥护。

一、关于醉驾之强制措施适用难问题

醉驾入刑以来，各地司法机关在办案中逐步发现，对醉驾行为人施以强制措施存在诸多困境，主要表现为：刑法第133条中对醉驾犯罪的法定刑为拘役并处罚金，这就自然排除了逮捕强制措施之适用，因为逮捕的必备条件之一是"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醉酒犯罪不符合逮捕条件。根据刑诉法第六章强制措施的规定，醉驾排除逮捕适用后，只有刑事拘留、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可供选择。刑事拘留，法定期限一般为3日，情况复杂且经批准可延长1-4日，对结伙、流窜、多次作案的重大嫌疑分子可经批准延长至30日。而醉驾刑事拘留期限最长只能是7日。也就是说，司法机关必须在7日内完成醉驾案件的侦查、起诉和判决，无疑加重了司法机关的办案压力。取保候审，适用对象是管制、拘役或独立附加刑者或有期徒刑取保不致于发生社会危险性者，以及严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者或哺乳期中的妇女等。但醉驾案中一定比例的行为人来自外地，无法提供符合条件的保证人，采用保证金取保方式又难以确保行为人随时到案。监视居住，多适用于严惩疾病、生活不能自理者，怀孕或处于哺育期中的妇女，或属于生活不能自理者的唯一扶养人等，且办案中采用监视居住方式耗费人力物力，实际效果也不好，司法机关很少适用，这一强制措施基本形同虚设。

综上比较，司法机关对醉驾犯罪嫌疑人采取的法定强制措施，基本上仅限于取保候审和刑事拘留两种，这也是近三年来司法实践的基本走向。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可以采取三种办法走出强制措施之司法困境。其一，推行以取保候审为主，刑事拘留为辅的选择适用原则。因为取保候审法定最长期限为12个月，既可以为司法办案留足办案时间，减轻办案压力，又可以节省人力物力，降低司法成本，更合于醉驾案件社会危险性较低之特点，这原本系刑诉法第70条的立法要求。其二，采用取保候审方便了各个司法机关的程序操作与办案衔接，利于诉讼程序的快速运转，而且一旦嫌疑人严重违反取保候审规定时，各办案机关均可改变措施施行逮捕方式，且不受刑诉法第79条之限制。其三，根据国家立法机关近期已着手修改刑法的动态（法制日报2014年1月24日"人大立法"版《法工委已经着手进行调研论证》），建议增加规定"曾因醉驾判刑的，应当在有期徒刑三年以下追究刑事责任"，提高醉驾法定刑，从而解决强制措施适用等一系列程序性问题。

二、关于醉驾之证据收集难问题

目前，一些办案单位反映，一方面，目前认定醉驾犯罪标准主要看犯罪嫌疑人酒精检测结果，即呼气酒精检测结果和血液酒精检测结果。问题在于，呼气、血液两种检测存在时间间隔问题，但酒精却是不断挥发和被人体分解的，从而造成在呼气检测时达到醉驾标准，但送去专门机构进行血液检测时却没能达到标准。另一方面，言词证据存在极大的不稳定性，通常情况下交警最初查获时嫌疑人一般都承认其有醉驾行为，但当案子移送检察机关或审判机关时，却对醉驾声称不清楚或矢口否认，甚至编造没有开车的事实或证据。再一方面，证人证言也存在不稳定性，因为醉驾案件中，目击证人往往是犯罪嫌疑人的亲朋好友，证人很难作真实陈述，而且犯罪嫌疑人案发后多被取保候审，有充足时间和空间去活动，极大提高了串供和干扰证人的可能性。

笔者认为，证据是定案之根据，事关醉驾犯罪的打击力度问题，的确马虎不得。根据司法实践反映出的问题，笔者认为改进取证方法，完善规范化、标准化取证体系很重要。第一，在酒精含量的取证上，确保真实性和准确度。既然目前认定醉驾犯罪标准主要是看犯罪嫌疑人酒精检测结果，亦即呼气酒精检测和血液酒精检测定案，所以就应当在检测上下功夫，在抽取血液样本、测定电子违法数据时，谨慎实现证据获取的真实性和准确度，提高取证质量。第二，为防止呼气检测与血液检测因时间间隔发生的误差，一方面，在检测规则上应当确定比较科学的误差值，既承认这种自然现象，又体现以事实为根据的司法原则；另一方面，强化检测程序理念，力求准确、及时，实行血液备分封存，将时间间隔形成之误差降到最低限度。再一方面，在制度和规则上坚持"首次检测为主"的认证标准，之后的任何检测只作为参考值。第三，在言辞证据的取证上，为防止翻供和串证行为，应当效仿看守所提审的方式，实行全程式录音录相监控，以证明办案机关录取口供和证言的文明办案程度，程序合法公正程度，从根本上消除串供、翻供隐患。

三、关于改造与回归社会问题

据相关媒体和办案单位反映，醉驾犯罪的刑事改造和社会接纳问题，亦已成为司法实践中的突出问题。这是因为，一方面，醉驾行为人所承受的刑罚是拘役刑，而拘役刑是在看守所的羁押场所内执行，但由于看守所内关押的涉罪人员成份十分复杂，醉驾执行难免发生"感染"，极有可能由轻罪向恶性犯罪恶化，由单纯性犯罪向复杂性犯罪转化。另一方面，按照现有法律和政策规定，劳动者依法判处刑罚后，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者合同；公务员被判刑后，应当给予开除处分；高校学生被判刑后，学校有权给予开除学籍处分。如此，醉驾行为人服刑出狱后，将面临失业、失学等严重社会问题，使之难于回归到正常的社会生活中去。

上列问题，集中反映了醉驾服刑人员的改造环境和回归社会问题，既涉及刑罚之后的改造质量，又涉及服刑完毕后的失业、失学问题。在笔者看来，这些问题，有的是司法机关能够解决的，有的却需要国家政策调整和全社会参与方能解决。首先，关于醉驾改造环境问题，这是司法机关自身可以解决的问题。在笔者看来，醉驾作为轻微刑之短期监禁刑犯罪，无论简单犯罪与复杂犯罪之区分，还是轻刑与重罪之区别，都表明不能在看守所实行混合关押。有条件的，可以另辟看守所之分所，专门设置醉驾服刑之场所，并实行有别于看守所的执行方式，坚持政治教育与劳动改造相结合，重在深刻反省醉酒驾驶给社会、他人和国家带来的危害，从思想深处解决问题；没有条件的，应在看守所专辟"醉驾服刑监区"或监室，由专门管教组织学习和劳动，严防交叉感染。其次，关于回归社会问题，一方面，对醉驾情节较轻，认罪较好，过去没有劣迹者，重视适用非监禁刑或者免于刑事处罚，减少被开除所带来的失业、失学后遗症；另一方面，驾驶人员的特点一般是每一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甚至大多是"一辆车养活一个家庭"，一旦失业将产生严重的社会问题，这就需要社会从制度上来保障，应当明确规定，一般情况下凡能接受改造的，均应保留其驾驶资格，不得予以开除；凡公务员犯罪的，一般保留公职；凡在校学生犯罪的，不能因此失学；对未成年学生，应当实行前罪封存制度，不因此影响就读、参军或参加工作。只有这样，方能避免醉驾入刑产生的消极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