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讯逼供探析
作者：姚剑 发布时间：2014-04-08 浏览次数：1248
【摘要】 刑讯逼供是指司法人员采用肉刑或变相肉刑折磨被讯问人的精神或肉体以获取口供的一种恶劣的审讯方法。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3条明文规定禁止采用刑讯逼供非法获取口供的手段。虽然我国法律已明文规定禁止刑讯逼供，但在司法实践中刑讯逼供仍相当程度的存在。刑讯逼供不仅是导致冤假错案的直接原因，另一方面刑讯逼供也使得公安司法机关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权威受损。探讨刑讯逼供的存在原因和遏制方法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鉴于此本文试图对刑讯逼供的存在根源及其危害性进行分析，并参考借鉴国外相关成熟的做法，就如何遏制刑讯逼供谈一下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 刑讯逼供 根源 危害 遏制 有罪推定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一、从现实的具体案例说起
1996年2月，河南叶县发生一起特大系列抢劫杀人案，公安机关迅即“破案”。6 名无辜者被抓，2 人因不堪忍受审讯人员采用三角带、木棍、皮带、电警棍以及手摇电话的电击，只好按审讯人员的意图招供。“人证”、“物证”俱在，冤案遂成铁案。辩护律师据理力争，真凶突然现出原形，才把这些无辜平民从死亡线上拉回来。[1]
1998年7月，原遵义市红花岗区公安分局刑警赵金元、屠发强为逼取口供，对犯罪嫌疑人熊先禄施以种种肉刑，致使熊先禄因外伤、剧痛、失水、饥饿、紧张等过度劣性刺激而休克死亡。去年12月，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以故意杀人罪分别判处赵金元、屠发强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和无期徒刑。据称，这是我国《刑法》自1979年实施以来判得最重的一起刑讯逼供案。[2]
“那些人要对我的冤案负责，否则他们还会害更多的人。”这是佘祥林被变更强制措施的第一天，从此他将告别沙洋监狱的高墙。面对媒体，他表情平静。“有人制造冤案，还不是一个两个，很多。”他补充说，审讯中他遭遇刑讯逼供。[3]佘祥林，湖北省京山县雁门口镇何场村人，系京山县公安局马店派出所原治安巡逻队员，因涉嫌杀死妻子而被刑事拘留。曾两次被宣告“死刑”，后因证据不足逃过鬼门关。后被京山县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但在
从目前揭露出的许多冤假错案中，有相当多的案件都存在刑讯逼供。刑讯逼供在中国之所以成为一个痼疾，是有其生存的土壤，许多重大案件的侦破，公安机关任务重、时间紧，加上侦查条件有限，因而，口供便是最快捷的侦查手段，所以许多侦查人员偏好用刑讯逼供来获取被告人的口供从而侦破案件。而且，更为重要的是用刑讯逼供获取的被告人口供，在法庭上不容易被法官排除。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3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第61条、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140条等法律条文均有明确规定禁止刑讯逼供，但在司法实践中，刑讯逼供仍普遍存在。这是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目标背道而驰的。
二、刑讯逼供在我国长期存在的根源
（一）受封建专制思想的影响
1．刑讯逼供在中国古来有之。我国是世界上封建社会存续时间最长的国家，在封建社会里，采用的是纠问式的诉讼结构，规定了犯罪嫌疑人的供述是证据之王，有时甚至还规定没有犯罪嫌疑人的供述不能定罪、结案。在一系列的证据已经证明该犯罪嫌疑人有罪时，为获取其供述而实施刑讯逼供是在自然不过的事情了（除非其主动承认）。于是刑讯逼供也就被公然的写进当时的律法。
2．封建的权力本位思想的影响。中国经历了数千年的高度集权的封建专制统治，皇帝至上，国家至上天经地义。“重官轻民”，“先国家后个人”，“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等传统文化中的权力本位主义在人们的脑海中根深蒂固。我国现在的刑事诉讼体制大多是学习的德国的职权主义，刑事诉讼的目的则是以惩罚犯罪为主，兼顾保障人权。因此在二者的共同影响下，就使得我国刑事诉讼的目的更加偏向惩罚犯罪。在人权得不到充分保障的前提下，刑讯逼供是不可避免的。
3．有罪推定思想的影响。有罪推定是封建司法的遗毒，基本含义是：任何被指控犯罪的人，都被假定为有罪，可以不经其他司法程序而将其直接宣告有罪或作为犯罪对待；或者虽经司法程序才能够将刑事被告宣告有罪，但这种司法程序是以假定被告人有罪而设有的。在纠问式诉讼中，控诉职能和审判职能是集于法官一身的，且不实行不告不理原则，对刑事诉讼的开始和推进不取决于被害人和被告人任何一方，在此过程中法官才是积极作为的推动者。这种诉讼制度决定了有罪推定的必然性。
（二）我国的制度根源
1、我国一直不明确承认无罪推定原则。无罪推定原则是一项保障公民权利为核心的原则，基本含义是：个人在没有被依法证实有罪以前，应推定为无罪。既然是无罪的，侦控机关当然无权对其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在司法实践中，无罪推定仍不能被大多数的司法工作人员所接受。
2、无完善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现行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这里涉及了非法证据的取得问题，但对于非法取得的证据是否应该排除却没有明确规定。“由此导致了立法上严禁刑讯逼供，而司法上却屡禁不止的局面。”【6】虽然最高人民法院《解释》第61条规定：“严禁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确实属于刑讯逼供或者以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告人的陈述，不能够作为定案依据。”
3、现有的侦查监督体制本身不严密，导致侦查权的滥用，使的犯罪嫌疑人缺乏必要的与国家公权力相对抗的合理的制衡力。我国法律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在此侦查监督中，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383条指出，“人民检察院根据需要可以派员参加公安机关对于重大案件的讨论和其他侦查活动，发现违法行为，应当即时通知纠正”。由此可以看出人民检察院只有对公安机关侦破的重大案件才派员到场监督的义务，而对于大多数案件的监督只有靠诉讼参与人的指控或人民检察院在审理公安机关呈递的案件材料时发现。然而刑讯逼供正是在这“大多数案件”中出现的。
4、刑讯逼供的查证难，惩罚力度轻，有时甚至存在部门保护主义。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对刑讯逼供案仍然采用“谁主张， 谁举证”的原则。即举证责任由主张的“被刑讯人” 承担。被刑讯者在向司法机关控告他们曾遭受到刑讯逼供时，就会被要求提供自己曾遭受刑讯逼供的证据。然而刑讯逼供一般是在被刑讯者的人身自由受到限制的情况下进行的，除非刑讯行为在他们身上留下了显著伤痕、残疾甚至死亡，其他一般情况由于他们对在其身上留下的伤痕等各种证据无法及时固定，以致当他们恢复人身自由后向检察机关控告时，举证已成为一个艰难的过程。其次，对于刑讯逼供的认定，在司法实践中发生的指名问供、诱供、骗供及采取显著轻微逼供方法的，不能认定为构成刑讯逼供罪，再加上有些部门保护主义，这就为刑讯逼供的合法化打开了制度之门。
5、侦查机关对犯罪嫌疑人的讯问处于不公开与无法监督的状态，是刑讯逼供行为产生的重要条件。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检察机关根据案件管辖的分工享有对案件的侦查权。三机关对各自直接办理的刑事案件在侦查环节，都享有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权力。然而这种讯问是在无第三方参与见证、亦或监督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从讯问有无见证、监督的角度，可以把刑讯逼供行为的产生条件按照据犯罪嫌疑人是否羁押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未在看守所羁押前的刑讯逼供行为，一种是在看守所羁押后的刑讯逼供行为。实践中前者表现较为突出和常见。
6、《刑事诉讼法》第9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于侦查人员的询问，应当如实回答。这一“如实回答”的法定义务，就使犯罪嫌疑人丧失了沉默的权利，同时也给了侦查人员强迫犯罪嫌疑人自证其罪的权力。理论上，第93条“如实回答”是旨在否定刑讯逼供，然而在事实上却起到了变相鼓励侦察人员重口供的作用，在某种意义上纵容了刑讯逼供的发生。
7、其他相关配套制度的、缺失。刑讯逼供盛行的另外的原因是相关配套制度的缺失。我国的刑事诉讼法中关于遏制刑讯逼供的制度显得非常弱小，力量微薄，关键的相关配套制度跟不上。像没有侦押分离制度，没有录像制度，没有询问犯罪嫌疑人律师在场制度等！这些相关配套制度的缺失也是刑讯逼供盛行的原因
（三）经济和现实根源
1、目前我国的国民经济实力总体上来讲还比较落后。经济的落后直接导致司法投入的不足，而司法投入的不足会导致两个结果：（1）挫伤侦查人员的积极性。(2)侦查设备不能及时更新，人员不能得到及时培训。这两个结果侦查技术水平低下。在侦查技术水平低下的情况下，会影响侦查活动对口供的依赖性，这样侦查人员往往采用刑讯逼供以实现破获疑难案件。
2、部分司法人员素质较低。有的人员基本上是什么文凭都没有，甚至还有“三无”院长的出现。刑讯逼供行为在实践中难以认定，使这一行为有了存在成长的空间
3、虽然我国《刑法》已将刑讯逼供作为一种犯罪来调整，但在实践中因为证据情况难以认定。一方面由于讯问时参与主体只有侦查机关办案人员和犯罪嫌疑人，因此缺乏见证刑讯逼供的证人证言。而且由于刑事案件从拘留到提请批准逮捕最长可延长至30日，从而使得犯罪嫌疑人因刑讯逼供而在当时产生的身体健康伤害得以修复，从而进入到检察机关侦查监督环节，已时过境迁，难以发现和认定是否发生过刑讯逼供行为。并且我国法律也未明确规定对刑讯逼供行为，办案机关负有举证责任，因而在认定讯问中是否有刑讯逼供行为，更是难上加难。在现时的司法环境中，检法两院对于出现的犯罪嫌疑人供述公安机关对其有刑讯逼供行为，而犯罪嫌疑人本身又检查不出身体伤害的，也只能要求公安机关出具是否存在刑讯逼供的说明，也难以具体认定刑讯逼供行为。因查办刑讯逼供案件存在难度，就使侦查机关的办案人更加有恃无恐。
三、刑讯逼供存在的危害性
司法人员借助刑讯获取口供，具有的危害性不容低估。但它的危害性在那里呢？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点：
（一）模糊了有罪者和无罪者的外部差异,增加了侦查破案的难度。讯问犯罪嫌疑人是一个复杂的信息获取过程,侦查人员不仅要注意语言信息的获取,还要注意更为复杂的犯罪嫌疑人表情、语气、语调等方面的变化,以探明案件的实际情况。在正常讯问中，有罪的人和无罪的人的外表通常是可以看出区别的，而一旦采用刑讯逼供,暴力和强烈痛楚将使所有被刑讯者无论是有罪还是无罪都会全身紧张,疼痛难忍,从而导致两者之间界限的模糊,使侦查人员失去通过表情、语气和语调来探明真伪的可能。对此,贝卡利亚也进行过细致的分析:“审查犯人是为了了解真相。真相有时会从部分人的面目表情中不期而然地流露出来,然而,如果说从一个平静人的语气、姿态和神色中很难觉察出真相的话,那么,一旦痛苦的痉挛改变了他的整个面目表情,真相就更难流露出来了。任何强暴的行为都混淆和抹杀了真假之间微小的客观差别。【7】
（二）容易造成冤假错案，这是刑讯逼供最直接的危害后果。早在17世纪的法国，就有人深刻地指出，刑讯是一种绝好的发明，它一方面可以使一个意志薄弱的无辜者被判有罪，另一方面也可以使一个意志坚强的有罪者被判无罪。的确，通过刑讯使拒不认罪的罪犯如实招供的虽然不少，但无辜者因肉刑摧残而乱攀乱供，含冤受罚的也不乏其例。同时，刑讯逼供还容易导致被告人在审判中翻供。司法实践中在一些主要以口供定案或以口供为线索获取其他证据的案件中，被告人一旦以自己的口供是刑讯逼供的结果而翻供，整个案件的证明活动就有失败的可能，这就使得检察官和法官陷入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
（三）刑讯逼供有违程序公正。现代意义的司法公正不仅要通过结果实现，更要通过诉讼本身实现，一个根据刑讯逼供而获得的证据所作出的裁判结果，以违法治违法，即使结果符合客观真实，社会公众也会对司法的公正性产生怀疑。那种认为轻微的刑讯逼供不仅不会造成误判，而且还会因为“拿下口供”而侦破大量案件，达到结果公正的认识，既是对司法公正的片面理解，也不利于现代司法制度的建立。而且，刑讯逼供片面强调打击犯罪，采用肉刑或变相肉刑，以追求办案效率，必然忽视司法的文明，侵犯宪法保障的公民的基本人权。
（四）刑讯逼供会导致司法人员对正确行使司法权的漠视，使司法机关的形象和权威严重受损。极易使普通百姓通过这个窗口而对整个社会的司法是否公正产生怀疑，失去信心，甚至会产生一些逆反心理。这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要求是背道而驰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是不相适应的。VI刑讯逼供使无罪者处于比有罪者更坏的境地。对此,贝卡利亚作过精辟的论述:“尽管二者都受到折磨,前者却是进退维谷,他或者承认犯罪,接受惩罚,或者在屈受刑讯后,被宣布无罪。但罪犯的情况则对自己有利,当他强忍痛苦最终被无罪释放时,他就把较重的刑罚变成较轻的刑罚,所以无辜者只有倒霉,罪犯则能占便宜。”【8】
四、加强对刑讯逼供的制约方法
（一）彻底抛弃封建的权利本位思想
彻底抛弃封建的权利本位思想，取代以积极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宪政思想，努力提高个人的法律意识。一方面它要求握有侦查权的侦查人员在办案时努力正确把握以事实为依据的原则，坚持疑罪从无，刑疑从轻原则；另一方面，也希望犯罪嫌疑人能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最大限量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这包括尽早的聘请律师，平时多留意相关法律法规等。
（二）完善我国的立法，从立法上制约
1、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否定一项诉讼行为最有效的方式莫过于宣告其无效。因此，要想制止刑讯逼供行为，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宣告司法人员通过刑讯获取的口供不具有可采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执行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明确了凡经查证属于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取得的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应当说这是对《刑事诉讼法》第43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补救性规定，但其规定过于粗疏，难以执行。
2、应将刑讯逼供案件的举证责任倒置。严格依法取证是法律对司法工作人员提出的要求，当其被控有违法行为时，其有义务举证，这也有利于司法工作人员在讯问时全程录音和录像的实施。将刑讯逼供案件的举证责任倒置，即由被控者提出相应证据证明其未对控告者实施刑讯逼供的行为，如果他们不能提供足以让检察机关或法院信服的证据证明自己没有刑讯逼供的行为，就要承担举证不能的相应法律后果，即推定其有刑讯逼供的行为。这样才有利于遏制刑讯逼供的产生，有利于维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为了从根本上遏制刑讯逼供的发生，刑讯逼供罪应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原则，即由被控方提供其未实施刑讯逼供的证据，否则即可定罪。
3、确立无罪推定原则。确实保证在法官判决之前，一个人是不能被称为罪犯的，应将其与其他一般人以相同的态度对待。与之相适应的是反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强迫自证其罪，这一原则已被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所采纳。我国于1998年10月签署的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国际会议》第14条第3款规定，“受刑事追诉的人不得强迫做不利于自己的证言或强迫承认自己有罪。”但同时，我国刑诉法93条又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但是对与本案无关的问题，有拒绝回答的权利。”其98条第1款也规定，“询问证人，应当告知他应当如实地提供证据、证言和有意作伪证或者隐匿罪证要负的法律责任。”由此可见我国刑诉法没有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证人沉默权。建议我国法律在明确确认无罪推定原则的同时，也明确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反对强迫自证其罪的特权。
4、取消如实回答的义务，确立不被强迫自证其罪的规则。马克思指出“中国法里面一定有苔杖，和中世纪刑律内容连在一起的诉讼形式一定是拷问。”【10】西方国家中早在古希腊就允许办案人员在审问奴隶时使用刑讯，罗马法对此也有规定。然而到了19世纪初，资产阶级等上了历史舞台，并逐步从法律上消除了刑讯逼供。虽未能完全消灭，但是起“不被强迫自证其罪原则”仍值得我们借鉴。这一规则源于英国“任何人无义务控告自己”的鼓励格言。在英国证据法里表述为“任何人没有义务回答在法官看来，有可能使作证者陷入法官认为可能被控告或起诉，导致任何刑事指控，刑罚或刑事案件中没收的任何问题。”【11】该原则禁止暴力威胁等方法强行违背被询问人的自由意志获取供述。美联邦法第5修正案规定：任何人不得强迫自证其罪。日本国宪法第38条第一款规定：不得强迫任何人作不利于本人的供述。借鉴国外的经验，笔者认为在立法上取消“如实回答的义务”。
5、赋予律师讯问被告人、询问证人时的在场权，是弥补侦查监督体制漏洞最好的方法。·美国六十年代的“正当法律程序革命”创立了先例：律师有权亲自来到警察局讯问嫌疑人的现场，如果警察剥夺这一权利，那么，嫌疑人单独作的供述就失去了证明力。法国刑诉法第118条第1款规定，“对被控告人和民事当事人进行询问或对质时，应有其辩护人在场或传唤他们，但被控告人和民事当事人明确表示不要辩护人在场的除外。”对于违反上述规定的，其刑诉法第170条第1款规定，“行为本身及其以后的诉讼程序，不发生法律效力。”日本刑诉法第157条第1款规定，“检察官、被告人或辩护人，可以在询问证人时在场。”同时，在2004年日本的刑诉法修订案中，为进一步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又规定，“对于可能判处无期徒刑的犯罪嫌疑人，如果其在侦查阶段没有委聘律师的，公安机关应为其指定负有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
6、实行侦押分离制度。 侦押分离制度是许多国家通行的一项制度。英国和日本都有类似的规定；由独立于侦察机关的不同部门专门负责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管押，以监督侦察机关的取证行为，保护和落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利。在我国，犯罪嫌疑人一向是被羁押在直接负责侦查的公安部门的看守所，虽然侦查和和羁押是不同职能部门的职责，可是羁押管理权和侦查权同时隶属于特定的公安机关。而且侦察机关能够掌握运用的羁押时间较长，“侦查人员基本上可以根据侦查的需要随时提审犯罪嫌疑人，审讯手段几乎不受法律的限制。”【12】为了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各项权利有必要设立侦审分离制度。
7、完善询问制度。包括侦察机关询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首先要履行告之程之起有请律师的权利；限制侦查人员询问的时间，禁止夜间询问；每次询问必须有律师在场；逐步采用录音录像等现代科技手段对审问过程进行监督与控制；规定违反这些程序性规定的强制后果。这些程序性规定不仅有利于遏制刑讯逼供，同时也有利于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刑讯逼供为由翻供予以制约。
8、对侦查人员的讯问活动作必要的限制也是防止侦查权力滥用，遏制刑讯逼供的合理方法。除侦押分离外还包括侦讯分离、有明确讯问所应具备的条件、限时讯问、禁止夜间讯问、对讯问的全程录音、录像等一些具体措施。
（三）从强化监督上制约
刑讯逼供是侦查权滥用的具体表现。权力只有在有效监督的情况下，才可能不被滥用。因此，强化对侦查办案过程的监督是防止刑讯逼供的有效措施。监督方式有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督。内部监督也就是办案人员相互之间的监督和上下级之间的监督，虽然最直接，但不易落到实处。如何真正做好这一监督，不流于流式，侦查人员应对办理的案件鉴订刑讯逼供责任状，做到责任到人。外部监督包括社会监督和专门机关监督。社会监督主要是指舆论监督，这种监督的具体落实还需要靠有关机关来实施。专门机关监督主要是指检察机关的监督。检察机关是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侦查监督是其一项重要职责。目前，检察机关履行的侦查监督职责仅仅停留在审查批捕和接受群众控告等几个方面，但对侦查活动过程中发生的刑讯逼供行为不能直接监督。仅仅依据侦查机关移送的案件材料，并不能从实质上对侦查人员是否有刑讯逼供行为实行监督。因此，笔者认为，检察机关应加大对侦查办案过程的监督。具体操作上，一方面侦查机关应完善侦查审讯过程的全程录音像、羁押犯罪嫌疑人的场所专门化。另一方面检察机关应加强案件的提前介入活动。特别是对于犯罪嫌疑人拒不供认的案件，更应完善上述措施。
（四）从提高办案人员素质上制约
刑讯逼供是由特定的人实施的行为，行为实施者的人权保障观念、刑事办案的专业技能的高低，与刑讯逼供的发生有内在的联系。司法实践中，目前我国从事刑事案件侦查人员的教育水平及素质与实践要求还存在一定的差距。需要进行相关培训和教育，以提高办案人员素质，提高办案质量，减少和预防刑讯逼供的发生。一是加强人权保障观念教育。通过实施人权保障观念的教育，克服历史上落后观念和不良做法的消极影响，消除刑讯逼供产生的思想根源，树立并强化“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意识。二是强化侦查人员专业技能培训，强化“重证据，不轻信口供”的意识，逐步减少对“逼供信”的依赖。
五、结论
任何事物和想象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刑讯逼供亦是如此遏制刑讯逼供，需要司法改革。更需要社会改革，在不具有激烈变革的情况下，司法改革注定是渐进的和不彻底的。如何不过分超前又不落后于现实。是一对难于把握的矛盾，也正因为如此，消灭刑讯逼供是要我们共同努力的。
【参考文献】：
【1】 见《律师与法制》1998第9期张大奎采写的《叶县冤案始末》。
【2】 见《法制日报》
【3】 见《新京报》
【4】 樊崇义主编《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综述与评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37页
【5】[意]贝卡利亚著，黄风译；《论犯罪与刑罚》；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36页
【6】陈光中主编《沉默权问题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6月版第320页
【7】［意］贝卡利亚著,黄风译:《论犯罪与刑罚》,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31页
【8】［意］贝卡利亚著,黄风译:《论犯罪与刑罚》,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３３页
【9】 周国均《关于严禁刑讯逼供的几个问题》，载于《诉讼法论丛.第3卷》，法律出版社1999年9月版第109页
【10】 马克思著《马克思.恩格斯》，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78页
【11】 转引自刘善春等著，《诉讼证据规则》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77页
【12】 参见宋英辉《关于搜查，扣押的证据物的排除之比较》载于政法论坛1997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