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班族工龄长了总免不了职业病。我坐了几十年的办公室，也落下了比较严重的颈椎病、神经衰弱症，头晕、失眠是家常便饭。虽经多方治疗，却无明显效果。妻见我日子过得不舒坦，也到处为我求医问药。一日听人说某医院配制的药枕有奇效，立即前往购得一药枕回来。那天我下班回家，刚打开家门，顿感一股异味扑鼻而来。妻见我回家，丢下手中的锅铲，拿出她买回的“灵丹妙药”向我介绍起来。因距离较近，“药枕”那种说不出的怪味几乎将我熏倒。我一向味觉敏感，且特忌异味。闻到那股呛人的怪味，我脱口嚷道：“味道这么难闻，枕在头下，我怎么受得了？”妻听了心中委屈，丢下宝贝药枕拂袖而去。
　　此后的几天中，药枕静静地躺在客厅的茶几上，我与妻谁都没有碰一下，也没人再提药枕的事。周末妻打扫卫生，指着茶几上的药枕赌气地问道：“不要，我就扔到垃圾堆上去啦？”我出身贫寒，平时比较节俭，从不肯铺张浪费。花钱买回来的东西，还没有发挥它的价值，怎么肯就这样扔掉呢。所以我想也不用想就说：“先放着吧。”于是，药枕继续在茶几上放着。
　　那段时间里，单位事情特多。工作一紧张，我的老毛病又严重起来。妻看我那份难受劲儿，顾不得再跟我赌气，劝我说：“你就忍着点儿，试试药枕吧！”出于无奈，也出于感激妻的殷殷关切之情，我当晚就把药枕枕在了头颈下。说也奇怪，原来感到非常刺鼻的气味，这时倒不觉得那么难闻了。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我对药枕的异味逐渐由反感到无所谓，后来就适应了。再后来，竟然对药枕有了一种依赖。偶尔出差在外，没有了药枕，睡觉时反倒有种莫名的失落。
　　一日又出差在外，因为旅途劳顿，身心疲惫，晚上看了一小会电视就休息了。可是，睡在旅馆生疏的床上，照例长时间难以入眠。于是就东思西想，不经意中想到了药枕，想到了药枕的异味，想到了对药枕异味的反应过程。想着想着，自己都觉得好笑起来。当初对药枕的味道是那么厌恶，现在却欢喜上那种味道了。
　　失眠的滋味苦不堪言，躺在床上浑身不自在，翻来覆去如同“贴烧饼”。反正睡不着，我干脆披衣下床，拉开窗帘，看着窗外闪烁的繁星，继续琢磨着“药枕现象”。由反感到适应，其实也没有什么值得可笑的，不过是人的嗅觉对药枕的异味逐渐适应了。就像长期在醋厂工作的工人，别人能够闻到他身上有股很浓的酸味，而他自己却一点也感觉不出来，因为他的味觉对醋已经麻木了，如此而已。可是再冷静地一想，假如我们所面临的异味不是药枕或醋的味道，而是对人体有害的气味甚至是毒气，我们的嗅觉也如此“随遇而安”，逆来顺受，那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结果？毫无疑问，轻者慢性中毒，重则危及生命。同样道理，如果我们的政治嗅觉对社会风气也这样不加选择地适应、接受，那么，我们就会丧失党性原则，甚至丧失政治生命。这绝对不是危言耸听。
　　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单位、岗位工作、生活，就要适应那里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但是，这种适应是对进步的、正义的、光明的、主流的东西的适应，而不是对倒退的、腐朽的、阴暗的、枝节的东西的适应。正相反，对那腐朽落后的东西，我们要坚决地抵制并消灭它。对于肩负神圣使 命的共产党人来说，就更应如此。既要具备适应环境，尤其是适应在恶劣环境下工作的能力，也要具备抵制、消除各种歪风邪气，营造积极向上的环境氛围的能力。问题在于，党内有些同志的所作所为与此要求恰恰相反。他们对艰苦的工作环境缺乏适应能力，而对于追赶时髦、追求享乐甚至是腐化堕落、贪污腐败，倒是很能适应。凭心而论，他们的嗅觉并不迟钝，对社会、单位出现的一些不良风气也能及时“闻”出异味。只是由于他们的“先进性”意识、“宗旨”意识淡薄了，一事当前，往往只顾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却把党和人民的利益丢在脑后，不但不是及时地、积极地去消除这种“异味”，反而消极地去适应它、接受它，有的甚至与之同流合污。其结果可想而知，所在地方、单位的不正之风乃至腐败现象愈演愈烈。而他们自己也在这种适应、同化乃至推波助澜中跌进了痛苦的深渊。这是多么可怕、多么值得人们警醒的事情！
　　由此可见，警惕嗅觉的沦丧是多么的重要。
　　为此，我记录下这段药枕带给我的启示。当我放下手中的笔时，我所置身的大都市又开始喧闹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