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8日至10日，中宣部组织新闻采访团赴江苏省赣榆县对“最美基层干部”--赣榆县人民法院民一庭副庭长姜霜菊法官先进事迹集中采访。5月10日上午，记者们跟随姜霜菊来到青口镇、墩尚镇当事人家中回访。沿着坑洼不平的乡间小路来到墩尚镇泥鳅养殖基地，姜霜菊见到当事人张某夫妇，彼此唠起家常，非常亲热。户外没有坐的地儿，姜霜菊一把拎起泥鳅塘边上一条闲置的旧长凳，招呼张某夫妇边坐边聊。采访结束，老张追着姜霜菊要她等泥鳅再肥时，过来尝尝泥鳅、尝尝新鲜的水果瓜菜。

　　一条板凳一条心。此情此景，人民日报记者在笔记本写下：她，就是能和老百姓坐在一条板凳上的人！

　　一辆自行车跑遍赣榆镇村

　　1984年，春暖花开时节，姜霜菊调入赣榆县人民法院青口人民法庭。上班第一天，法庭配备了3件办案必备物品：雨衣、公文包和一辆“大桥牌”自行车。自此，辖区老乡们总能看到这样一个年轻的身影：她身着深蓝色法官制服，骑着一辆老式自行车，穿行在县城周边的乡镇农村。这一骑，就是十年。

　　“那时候条件艰苦，办案没有汽车，法庭辖区又多在农村。婚姻家庭案件、相邻权纠纷案件，几乎都要办案人员出现场办理。有时候估摸着中午回不来，就带上煎饼和咸菜，开饭时到老百姓家借口汤喝喝。”姜霜菊回忆起当年下乡办案的情形，一天下午，她和同事回法庭途中，突然雷电交加大雨如注，她和同事连人带车冲下圩沟，幸好被一路过的老盐民救起。

　　这便是上世纪80年代用一辆自行车走出的“群众路线”。“去村里多了，老百姓自然熟悉了。办个案子回来，车篓里总是塞满乡亲们送的韭菜、菠菜、西红柿，都是老百姓的一片心意啊！”

　　这是那时的姜霜菊遇到的一场普通的家庭纠纷。春天的一个早晨，一名外地妇女来到法庭。她面容憔悴，脸上挂满泪水。这是一名中学教师，她与丈夫李某是师范学院的同学，当时在学校就是一对恋人，因为来自不同地方，毕业使他们面临分离。在爱情与亲情之间，她毅然选择了前者，不顾家人的强烈反对，追随男友来到赣榆。但李某脾气暴躁，婚后缺点暴露无遗，稍有不如意非打即骂，现在又提出离婚，女教师称，现在的她孤立无援，娘家也和她断绝了关系，要是离了婚，只有一死了之。

　　姜霜菊来到李某家，以两人的感情基础为突破口，让李某找出恋爱期间给妻子写的一封封情书。男儿有泪不轻弹，回想起过去的温馨甜蜜，李某落泪了。这时姜霜菊劝道：“两个人建立一个小家庭，就相当于两只小鸟做了一个窝，又生了小鸟。现在你们要拆散这个窝，拆了以后还要分这个窝的小棒棒，小鸟不就掉下来摔死了。你们两个是有文化的大人啊，真还不如一只小鸟！”

　　和好如初以后，女教师专门又来法庭，激动地感谢着姜霜菊：“我的娘家不在本地，姜法官真好比我的娘家人！”

　　“家里疙瘩解，法院找小姜！”小有名气后的姜霜菊还是一身蓝制服，匆匆奔忙在脚下这片土地，“那时候刚生了孩子，去村里办案奶涨了怎么办？找一条大毛巾胸前一扎，蹬上车就上路了。”

　　法庭十年，给了姜霜菊法官生涯最初的积淀：邻里矛盾，家庭纠纷，夫妻反目，纠纷的起因大到房产，小到四五毛钱一片的瓦片，鸡毛蒜皮，零零碎碎。“特别是农村大家庭，一开庭来几十号人，双方把法庭围得像个集市。有一言不发大打出手的，有喝醉酒借酒撒泼的，有怀揣菜刀准备拼命的。见多了好啊，办案多了应变能力，性格也变得从容多了、淡定多了。”说到这里，姜霜菊抿嘴一乐。

　　她被老百姓称为“调解法官”

　　“先不要嚷嚷，听我说，我来告诉你什么叫评估。打个比方，十年前你用10万元买一套房子，现在被别人拆了，赔你10万元，你同意吗？”

　　“那不行，现在的房子值30万元。”

　　“那好。你坐的椅子我们法院买的时候是1000元，现在买新的才800元，今天你不小心坐坏了，让你赔1000元，你同意吗？”

　　“那也不行，买新的才800元，凭什么让我赔1000元？”

　　“好，现在回到你们争议的墓碑赔偿问题上。到法院赔偿你的数额，是当天砸碎时的市场价。墓碑市场价值多少，我说了不算，你说了也不算，只有物价部门说了算。你要到物价部门让他们给你的墓碑定价，然后我们再按照物价部门定价处理你的赔偿问题。现在懂了吧？”

　　这是一段上世纪90年代初，姜霜菊从法庭调入赣榆法院民庭，对一起财产损害纠纷案件的调解实录。娓娓道来的语言，深入浅出的比喻，让“调解法官”的名号不胫而走。

　　“其实案件审理多用调解源于法庭时期。那时法庭人少啊，很多案子需要自己审、自己执。我就发现，把调解工作贯穿审理执行全过程，这个方法好用！”姜霜菊说起上世纪80年代末赣榆农村最为棘手的离婚后财产分割纠纷，“女方要把嫁妆拉回去。陪嫁时的杯子、柜子甚至毛巾、拖鞋，一样也不能少。如果你判决了，判决书上错一个字、漏一个字，比如挂衣橱写成书橱或者简单的一个'橱'字都不行，将导致无法执行。被子还要标明里子面子各是男女哪一方的，否则又无法执行。得了，还是先庭上调解、执行中继续调解这样好，执行时法官拿个本本坐在男方家门口，女方往外抬嫁妆，抬走一样划掉一样，遇到争执，现场调解见招拆招，这个方法最好使。”

　　把紧贴地气的调解理念与方法带到法院民庭，十年时间，成就了“姜霜菊经手的案子基本调解结案”这样一个上世纪90年代还很鲜闻的“神话”。这时期更多类型案件的审理，让她着意于各种调解方法的总结归纳：如针对年龄大或情绪偏激型当事人的类比分析法，针对婚姻家庭类案件当事人的亲情感化法，处理财产损害赔偿、农村承包合同、排除妨碍等案件的现场协商法等。

　　2000年初，调解渐渐成为法院化解矛盾纠纷的主要工作方法。在法官审判业绩考评中，姜霜菊这个名字迅速脱颖而出：调解率、改判率、息诉率，几乎所有数据在赣榆法院乃至全市法院名列第一，其年均近600件的办案数甚至可以和经济发达的苏南地区法院办案状元们比肩

　　法院的年轻法官们对时年45岁的姜霜菊开玩笑地说，“奔五”的姜大姐终于“火”了！

　　挪近的位子走近的心

　　80后王建对姜霜菊有一个特别的称呼--“姜阿姨”。2008年初，王建驾车行驶时撞伤了一个老大爷，巧的是，他的汽车保险刚好超了一天，还没来得及续缴，所有赔偿费都得自己出。开庭时，憋了一肚子气的王建坐在离姜霜菊最远的席位上。法庭调解时，他愤怒地质问姜霜菊：“老大爷是农村户口，凭什么按城市标准赔偿？我车被扣押了，没钱赔！”

　　面对小伙子的咆哮公堂，姜霜菊微笑着耐心解释：“老人一直都在县城的儿子家住，你撞他的时候也在县城，以后养伤还在县城，你说能不按城市户口赔偿吗？这可是法律规定。我看你呢，先交押金把车赎出来，还可以不耽误赚钱。这样消极对待，损失的还不是你自己？”

　　长辈般的诚心解释，亲人般的设身处地着想，消融了王建心里的坚冰。他一点点从最远的座位挪到了离姜霜菊最近的位子：“现在我不叫您法官，我叫您阿姨，您说怎么办我就怎么办。”最终，王建听从了姜霜菊的调解建议，卖车还钱。

　　可找车时，王建又遇到了麻烦。因为车被扣一段时间了，不知道现在车在哪儿。姜霜菊托同事找朋友，辗转帮王建找到了汽车。不少人问她：“这事你这么上心，小伙子是你家亲戚啊？”姜霜菊笑笑说：“你别管什么亲戚，反正他管我叫姨！”

　　多年一线办案的磨炼，还让姜霜菊练就了一身矛盾纠纷化解的硬本领。2005年担任赣榆法院民庭副庭长以来，她承担了院里交办的一大批各类矛盾激化、重大疑难案件：有多年积案，重审再审长达20余年的房产案、全国人大交办的一审二审信访案、拆迁“钉子户”案等，几乎件件做到案结事了。

　　有这样一起案件，双方当事人都姓李，是自家亲兄弟。两人因解放初期遗留的家庭房产发生纠纷，从1984年开始诉讼，起诉、撤诉、再起诉……一场马拉松式的官司一晃过去20多年。审理过该案的多任法官都已经退休了，连诉争的房屋都被拆迁了，这场纠纷也没有画上句号。

　　姜霜菊接案后，想到原、被告双方毕竟有着血浓于水的同胞亲情，决定着手进行调解。她很快发现，因双方诉争的房屋系上世纪50年代土地改革时的房产，现又拆迁，原告的诉讼请求证据明显较为薄弱。抓住这一点，她先后近十次主持调解工作，积极引导双方当事人自愿选择调解程序并达成了调解协议，从而结束了这起缠诉20多年的纷争。

　　“知道双方调解协议签字时的心情吗？我真是想大喊出来，想出去大唱一场、大喝一场！”说到这里，她炯炯有神的眼中闪现出泪光。其实姜霜菊后来什么也没做，只是打了个很激动的电话给一直关注该案、年近八旬的老院长，“老院长，赔了一万五，就把他们要求至少4倍这个数才能调解的案子解决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