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公司与B公司有业务关系。2013年8月15日，双方签订还款协议一份，约定B公司于2013年10月15日前付清A公司货款20万元，同时双方约定B公司未按期付清欠款的，应另行承担违约金9万元，届时不得以任何理由提出该违约金过高，同时放弃向司法机关申请降低违约金的请求权。协议签订后，B公司未按期付款，A公司遂提起诉讼。诉讼过程中，围绕放弃违约金调整权的约定是否有效，双方当事人发生了争议。

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有疑问的是，如果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放弃违约金调整请求权，这种约定是否有效呢？法律对此没有明确规定，司法实践中也存在争论。

在案件审理中，针对放弃违约金调整权约定的效力，存在两种不同观点：一种观点基于民事权利的可处分性，认为该约定有效；一种观点基于违约金调整权的诉权性质，认为该协议无效。

笔者认为，这种约定无法律效力，一旦当事人反悔，通过反诉或者抗辩的方式，请求法院依照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调整违约金的，法院应予支持。原因如下：

其一，违约金调整申请权是具有公法性质的请求司法保护的权利，当事人约定放弃对法院没有拘束力。分析“放弃违约金调整请求权约定”之效力的逻辑起点，在于对违约金调整申请权性质的分析和界定，只有对这种特殊请求权的性质有一个清晰的界定和认识之后，才能判断当事人可否放弃这种权利。从理论上讲，当事人的民事权利至少应该包括两个层次：民法上的请求权和民事诉讼法上的诉权。请求权是指权利人请求他人为特定行为的权利。请求权的权利人须通过义务人的作为或不作为，才能实现其权利。诉权是一种要求司法裁判的权利，因而相对于当事人的实体权利而言，诉权是一种程序性权利，是国家赋予当事人保护自己民事权益的一种手段。按照我国台湾学者史尚宽先生的观点，请求权与诉权不同，诉权为保护请求权，请求权虽常与诉权相随，然诉权为公权，促成国家司法权之发动，而请求权则为私权也。按照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或适当减少违约金，这种请求权并非请求义务人作为或不作为，而是在违约金条款发生争议时，当事人拥有请求司法机关裁判以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权利。从这个意义上讲，违约金调整申请权不是民事实体法意义上的请求权，而是民事诉讼法意义上的诉权。按照19世纪后半叶开始流行的“公法诉权说”的观点，诉权实际上并不是原告对被告的请求权，而是原告对法院的请求权，体现的是当事人和法院的关系。诉权，对于当事人而言，是实现权利的手段，是一种潜在的权限。但是对于法院而言，当事人拥有诉权，则意味着法院有启动司法保护的可能性，于法院而言则是一项职能。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但是不能约定排斥法院的司法介入。因此，放弃违约金调整请求权的约定无效，对法院没有拘束力。

其二，违约金调整的司法介入蕴含了“合同自由”与“合同正义”相结合的公共政策，当事人放弃违约金调整申请权的约定，可能导致违约金条款异化成为一方压榨另一方的工具，违背公平、诚实信用、公序良俗等基本原则。就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而言，无论是赔偿性违约金还是惩罚性违约金，都应当严格遵守，这是合同严守原则的当然要求。但过分的合同自由，也会带来不适当的结果，会使违约金条款异化成为一方压榨另一方的工具。有法官结合实际办案经验指出：不仅在民间借贷合同中，在买卖合同及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也经常出现当事人约定此类的“天价违约金”，有的超过银行利率几十倍，甚至上百倍。非违约方其实就是利用其优势地位和对方急于签订合同的迫切心情，以惩治违约之名，行非法获取暴利之实。一些违约金过高的借贷合同，甚至被指有变相“高利贷”的嫌疑。因而，对于违约金的数额，不应当完全放任，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正是这种精神的体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商事合同案件的指导意见》第7条则更进一步规定：“在当前企业经营状况普遍较为困难的情况下，对于违约金数额过分高于违约造成损失的，应当根据合同法规定的诚实信用原则、公平原则，坚持以补偿性为主、以惩罚性为辅的违约金性质，合理调整裁量幅度，切实防止以意思自治为由而完全放任当事人约定过高的违约金。”可见，违约金调整的司法介入蕴含了“合同自由”与“合同正义”相结合的公共政策，不容当事人作为缔约内容予以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