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和谐世界”的理念奏响了对外交往的主旋律,和平崛起之势势不可挡。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在历史原因、利益驱动以及地缘政治等因素作用下，中国与周边国家的领土纠纷日益升级，边患问题凸显，包括中国与越南、菲律宾间的南海主权之争，中日的钓鱼岛问题，还有与印度等国的边界问题等。

邓小平曾明确指出，”主权问题是不能够谈判的。”领土主权具有唯一性，是任何国家的最核心利益，蕴藏着经济利益的同时也维系着民族情感，得失之间影响着政权的稳固与否，加之其间有不同利益复杂交织的大国博弈，甚至面临战争风险，处置不当极可能产生可怕的”多米诺链式反应”，是时刻考验着党和政府智慧的重大问题，也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难点问题。

纵观中国历史，虽然由于地理阻隔，中华文明得以在相对独立的环境下自成体系，但绝大都数政权都持续经历着边患困扰，只不过边患问题随着时代的发展表现有所不同。

近代以前主要是周边游牧民族为代表的少数民族武装对中原政权的威胁。从上古时代三苗作乱开始，秦汉屡受匈奴骚扰，晋时”五胡乱中华”，隋唐困于突厥、吐蕃、回鹘等，宋与契丹、西夏、女真成鼎足之势终亡于蒙元，有明一代与蒙古为敌数百年而被满清取代，清朝前期遭遇蒙古部叛乱、沙俄侵略。鸦片战争以后主要是西方列强的侵略、掠夺和瓜分，边疆危机屡现，割地求和成常态，而民国时日本法西斯则给国家民族带来了无尽苦难。

边患问题的处理历来是关乎社稷的重中之重。对比唐宋，唐初武力大败东西突厥，和亲吐蕃、回鹘，册封南诏、渤海郡国，友好诸民族，”车书本一家”，开启”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等治世，成为国人津津乐道的”盛唐”；反观两宋，对外软弱无能，割地、纳岁币甚至称臣苟且，”直把杭州作汴州”，虽经济富庶、文教昌盛，但一直被后世嘲为”弱宋”。

以史为鉴，边患既可以成为政权颠覆、王朝易主的最主要、最直接原因，也可造就”盛唐强汉”，开启各民族间大交流、大发展、大融合的最强大动力。

因此，当政权面临着巨大外部威胁时，如能审时度势凝聚内部力量锐意进取、富国强兵，终将开启盛世到来。反之，如同温水里的青蛙般一味以妥协、退让求生存，终逃不了灭亡的命运。故而孟子所讲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也是有具体的、历史的、有条件的。

当代国际问题的处理日益民主化，赤裸裸的丛林法已鲜能招摇过市，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仍是国家间存在的最基本逻辑。没有实力就没有发言权，综合实力的对比直接影响着领土纠纷解决的实质效果。

当前，中国正处于转型的关键期，领土之争时刻挑动国人神经，但这无疑可以激起国人强烈的忧患意识，只要措施得当，必然能够增强国家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并化作反思不足、改革进取的强大动力，推动中国从大国向强国的飞跃。

故而，边患问题的化解在战略上必须以强大的综合国力作为后盾，其中武力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古人化解边患手段多元，既有以退为进的和亲，纵横捭阖的谈判，也有腥风血雨的战争。因此，在策略上并非只有和平或武力解决两个非此即彼的单一选项，而应根据国力情况和国际形势综合权衡和决策，以期标本兼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