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权益保障法》第40条规定“禁止对妇女实施性骚扰。受害妇女有权向单位和有关机关投诉。”“违反本法规定，对妇女实施性骚扰或者家庭暴力，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受害人可以提请公安机关对违法行为人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也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立法明确禁止性骚扰，是人权保障的进步，也是社会文明的标志。然而，反性骚扰立法非常复杂，涉及法律、伦理、文化习俗和社会心理等多方面内容。处理好不同领域之间的关系，适度最关键。一旦失“度”，就会举措失当，甚至带来新的问题。因此，把握好反性骚扰的“度”，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从我国反性骚扰立法的实践来看，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但问题同样存在。《妇女权益保障法》禁止性骚扰，这种禁止只是一种立法导向。对性骚扰如何界定、谁承担举证责任都没有明确化，可操作性不强。为了保护妇女权益，打击性骚扰，地方性立法纷纷跟进，北京、上海、湖南、四川、陕西等地纷纷出台了保护妇女权益的地方性法规，对打击性骚扰进行了各具特色的规定。如上海市规定了性骚扰的五种常见的形式；陕西省修订草案修改稿中对性骚扰进行了定义，并将男性对妇女吹口哨、抛媚眼、长时间盯着女性身体第二性征部位看，等行为，都属于性骚扰；四川规定单位和雇主负有保护妇女在工作场所免受性骚扰的义务，单位或者雇主有过错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这些规定引起了公众的关注。关注的中心，不是该不该打击性骚扰，而是如何认定、打击性骚扰。某些地方性立法没有恰当地把握好反性骚扰立法的“度”，呈现矫枉过正扩大化的特点，引起了公众的担忧。如果结合女性就业歧视就业艰难的特定背景，在性骚扰的保护上不能很好处理“度”，过于苛严的保护，甚至会成为女性就业的新障碍。

如何做好反性骚扰立法的“度”文章？

首先，要正确认识性骚扰。性骚扰不是粘在袜底不爽但无直接损伤的烂泥，它会给受害者身体、精神、经济、家庭婚姻甚至个人发展带来伤害，造成受害者身体失调，心理失衡。如果在少年儿童期遭遇性骚扰，给身心健康造成极大损害，甚至给以后的成长和生活产生巨大的阴影，其痛苦程度甚至不亚于性侵犯。

其次，确立防重于打的反性骚扰理念。性骚扰具有隐蔽性和模糊性的先天特质，决定了取证和认定的艰难，也影响了被骚扰者维权的信心。因此，必须确立防范重于打击的理念，尽可能从源头上防范性骚扰的发生。

第三，区别对待，优先保护。性骚扰毕竟不是直接的性侵犯，其伤害程度因被侵害者的个体差异不同而存在巨大的差异。同样一种行为，不同的对象可能会有不同的感受，而不同人群对性骚扰的防范能力也存在巨大的差别。因此，在立法上应当有所侧重，要特别加大对少年儿童的保护力度，防范对未成年人的性骚扰。

第四，加强社会防范。确立雇主责任，规定用人单位或雇主必须承担防范工作场所中发生性骚扰的责任。可以针对不同工作性质制定工作规范，减少性骚扰的发生。对手机短信形式的性骚扰，可以运用经济和治安手段进行处理。遭遇短信骚扰的受害者，可以去当地公安部门报案，由公安部门做出冻结话费或销号等处罚决定，让短信骚扰者承担相应的经济损失。

第五，关注被骚扰者心理救济。性骚扰造成的伤害程度和文化习俗、社会心理有着直接的关系。实践中有些妇女遭遇性骚扰后，精神抑郁自怨自艾不能自拔，严重者甚至自残，从而放大了性骚扰的伤害后果。因此，关注性骚扰受害者的心理健康，为被害人提供诉讼帮助和心理辅导显得非常必要。

总之，性骚扰自身具有的特殊性，决定了打击性骚扰的问题上，我们应时刻保持理性冷静的头脑。不枉不纵合理适度的保护应成为我们的立法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