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悉，结婚法定年龄有代表提议“男22周岁，女20周岁”应该改成男女同岁或女大男小，以打破“男要比女大“的旧俗，鼓励”姐弟恋” 。笔者认为没有必要。

一是维护立法的权威性和稳定性，《婚姻法》2001年4月才修改，像结婚法定年龄已经深入人心，现在如修改，会使立法过于频繁。

二是该法条如不修改对人民生活基本无影响，如修改反而让人生活不便。大家知道，“男22岁，女20岁”虽然是强制性规定，但实际上对人民影响不大，因为现在社会的发展，一个青年人只要大学毕业，就已差不多22岁了，再加上随便工作两年，结婚往往就已晚婚了。少部分青年未到法定婚龄，“缘份到了”，青年人甚至可以婚前同居以规避法律。如果修改成男女同岁或女大男小，有可能使法律无法保护的婚前同居时间延长，更加无法保护妇女的权益。（大家知道，《婚姻法》中，保护妇女和儿童的权益是项重要原则，是因为女性、儿童的生理弱势等综合原因造成的）。

三是对该项法条的修改提议虽是善意，但干涉到了一个人的思想自由问题。大家知道，“找个什么样的”是人的思想自由绝对领域，有些人喜欢“姐弟恋”，有的人喜欢“哥妹恋”，又有什么办法？谈恋爱最说不清楚，难以对外人道哉。如果以为规定成男女同岁或女大男小就会让公民领情，去“姐弟恋“成为每个公民不二选择，就 “太傻太天真”了，须知这个世界上只有思想是最活跃最复杂、用什么法则都无力侵入的自由领域，法律的这项“指导”，人民群众一点也不会领情，反而有多此一举之嫌。

由此溯开，想给代表们提个醒：法律是由国家制定和认可的强制性的社会规范，但是立法有自身的规律，一是强制性的根源在于“正当性”，正当性即代表人民群众的心声，反映人民群众深切认可的声音。

二是应注意到法律的局限性，原则上来讲，法律自身的局限在于只能涉及人的外部行为，而不能涉及人的思想。法律强制干预人的思想只能使法自身陷入难堪之境。法哲学家则认为思想是绝对自由的，用强制手段干扰人的思想、统一思想是不道德的。原则上，仅在下面几种情况下法律可以适当合理地干涉自由。一是个人的行动伤害他人和社会（伤害原则）。二是当一个人的行为会使他自己丧失重大利益时（父爱主义原则）如吸毒禁止。三是：并不伤害他人的“冒犯行为”，所谓“冒犯行为”是指明知可能被人看到并会使人极度羞耻、惊恐或激怒的，公然的淫荡和放肆行为，最典型者如出版或传播色情淫秽物品的行为。四是法律限制违反道德的行为（“法律道德主义原则”）如赌博、卖淫等。只有合理而适度地限制公民的自由，才能实现法的自由价值，法律才更正当、更权威。因此，公民择偶时“找个年龄相差多大的”这种自由既不伤害别人，又不影响社会公德，又不必然伤害自己，还是让公民自已决定吧。

代表们想通这个问题，就可以把它撇开，我们国家就将有限的立法资源、立法精力放在更有意义的问题上。代表们应该提出更为人民群众所关心的话题，如对人民感兴趣的物价上涨与人民收入相差的问题，就业难问题、对农村务工人群与城镇居民的户口问题，对城市建设和农村建设、甚至于最敏感的人民希望更进一步放宽松的计划生育政策问题、台湾问题等等，要敢言，提大家感兴趣的话题，即使引发大辩论都不要紧。这是咱们老百姓对代表的热切盼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