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2月16日晚，被告人孙某因怀疑张某诈赌，遂伙同被告人陆某、陈某共同殴打张某，并致其重伤。后被告人孙某、陆某、王某被以故意伤害罪诉至法院。审理过程中，被告人陆某对指控的犯罪事实及罪名无异议，但提出其在归案后，从公安机关提供的含有同案犯陈某的十二张照片中，辨认出陈某，使公安机关得以成功抓捕陈某，因此其属于协助公安机关抓捕同案犯，应当认定为有立功表现。

本案审理过程中，对于三名被告人的罪名认定并无争议，而对于被告人陆某归案后，从公安机关提供的含有同案犯陈某的十二张照片中辨认出陈某，使公安机关得以抓捕同案犯陈某是否属于“协助抓捕同案犯”存在争议。

一种意见认为，被告人辨认同案犯的行为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条规定的“协助司法机关抓捕其他犯罪嫌疑人（包括同案犯）”，应当认定为有立功表现。

另一种意见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第5条的规定，被告人辨认其同案犯只是坦白交代自己的犯罪事实，不属于“协助司法机关抓捕同案犯”，不能认定为有立功表现。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

首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第5条的规定，犯罪分子具有下列行为之一，使司法机关抓获其他犯罪嫌疑人的，属于《解释》第五条规定的“协助司法机关抓捕其他犯罪嫌疑人”：1.按照司法机关的安排，以打电话、发信息等方式将其他犯罪嫌疑人（包括同案犯）约至指定地点的；2.按照司法机关的安排，当场指认、辨认其他犯罪嫌疑人（包括同案犯）的；3.带领侦查人员抓获其他犯罪嫌疑人（包括同案犯）的；4.提供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其他案件犯罪嫌疑人的联络方式、藏匿地址的，等等。本案中，被告人陆某既没有按照公安机关的安排，将陈某约至指定地点将其抓获，也没有按照公安机关的安排，当场指认、辨认陈某，更没有带领侦查人员抓获陈某，而仅仅是从公安机关提供的照片中辨认出同案犯陈某，并不符合《意见》规定的四种情形。

其次，根据我国刑法的有关规定，共同犯罪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除应当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还应当供述所知道的同案犯。供述所知道的同案犯当然包括供述同案犯的基本信息，包括同案犯姓名、住址、体貌特征、犯罪前、犯罪中掌握、使用的同案犯联络方式、藏匿地址等信息。因此，从公安机关提供的照片中辨认出同案犯，应当属于供述同案犯的基本信息，属于犯罪嫌疑人应当供述的范畴，公安机关根据犯罪嫌疑人这些供述抓获同案犯的，不能认定犯罪嫌疑人为立功。本案中，被告人陆某从公安机关提供的照片中辨认出同案犯陈某的行为，应当是其如实供述自己犯罪事实的部分事实，是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必然内容。

再次，立法者创设立功制度的要旨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鼓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将功抵过，用实际行动表白自己悔罪、赎罪的心理态度；二是强调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悔罪行为应该对国家和社会确有价值，这样才足以对其从宽处罚。因此，笔者认为，判断协助行为是否为立功的关键是，协助行为对于成功抓捕犯罪嫌疑人是否起到决定性作用。本案中，虽然被告人陆某辨认同案犯陈某照片的行为，对公安机关抓捕陈某提供了一定帮助，但还需公安机关通过其他工作，如使用技术手段，进行排查工作，跟踪相关人员获取进一步线索等，才能最终抓获陈某。抓获同案犯陈某的决定性因素是侦查人员所做的工作，并非被告人陆某的辨认照片的行为，因而不宜认定被告人陆某具有“协助司法机关抓捕同案犯”的立功情节。但对被告人陆某提供线索的行为，可作为酌定从轻处罚情节，在量刑时予以考虑。

综上所述，被告人陆某从公安机关提供的照片中辨认出同案犯陈某的行为，属于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必然内容，不属于协助司法机关抓捕同案犯，不能认定为有立功表现。但是，鉴于其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并为抓捕同案犯陈某提供一定帮助，在量刑时可以酌情予以从轻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