妻子患精神病，丈夫先后多次提起过离婚诉讼，但都没被判离。不过，丈夫是“屡败屡战”，坚持打了四次官司，最后一次，经过法官努力调解，终于还是让他们离婚了。这起案件中，作为精神病人的妻子没有民事行为能力，其配偶也就是丈夫就是监护人，如果丈夫提出离婚，作为精神病人的妻子的权利谁来主张、保护？

 

  妻子有精神病，丈夫四次起诉离婚

 

  2007年11月，33岁的周洋（化名）经人介绍，结识了24岁的孙虹（化名），三个月后，两人登记结婚。不过，2008年9月，这对夫妻就打起离婚官司。

 

  周洋称，结婚半年后他就发现孙虹的行为异常，还开始服用一些不明药物，在他的追问下，对方才承认自打2002年起，就被确诊患有精神疾病。

 

  周洋曾带她到南京的大医院治疗，医生明确告诉他，孙虹需要长期服药才能稳定病情，“不久，她的精神病突然发作，我感觉无法共同生活，所以起诉到法院要求离婚。”

 

  但周洋的这番话却让孙虹的家人非常气愤，表示，孙虹婚前确实患过精神病，但结婚的时候已经治愈，而且在婚前她也告知过周洋，所以不同意离婚。

 

  “我们法庭好几个法官都处理过这起案件。”六合区法院城东法庭庭长俞晓飞告诉记者，2008年9月，周洋第一次提起离婚诉讼，但最后以撤诉告终。之后，他分别于2009年6月、2010年1月提起离婚诉讼，但都被法院判决不准离婚。

 

  2010年11月，周洋第四次提出离婚，这起案件的主审法官就是俞晓飞。

 

  双方经调解了结婚姻

 

  “双方矛盾焦点在于，男方认为女方婚前隐瞒了精神病史。而女方却说婚前告知过，治愈后才结婚的，平时不能受刺激。”俞晓飞说，“孙虹的姐姐曾说过，她妹妹长得特别漂亮，要不是因为有过精神病史，压根不会嫁给比妹妹大近十岁的周洋。”

 

  为处理好这起棘手的离婚案，俞晓飞做了大量的工作。“我们的基准点，就是不能把一个精神病人推向社会。”他说，孙虹的姐姐早已出嫁，其父亲去世多年，母亲也50多岁了，家庭条件非常困难，无论从精力上、物质上来说，她的母亲根本没法照顾这个患有精神病的女儿。

 

  法官们知道，如果处理不好，病人和她的家庭很可能会成为不稳定因素，“从人道主义角度来说，病人应该得到治疗，夫妻之间更有相互扶持的义务，前面判决不准离，也是出于这样的考虑。”

 

  在第四次离婚诉讼时，经法院主持调解，双方最终达成协议：一，原告周洋与被告孙虹自愿离婚；二，原告周洋自愿支付给被告孙虹共同财产分割以及扶助费4.8万元；三，双方自此无涉。

 

  法官：怎么判真的很难

 

  “类似案件中，很多当事人都表示不能理解，我们法官也比较困惑。”俞晓飞说，根据《婚姻法》，判决离婚的标准是夫妻双方的感情是否破裂。“这种案件中，不少夫妻确是感情已经破裂，没法修复了，只有法律上的维系，可又有什么意义？而我们又不能轻易将精神病人推向社会。但法院不判离婚，在很多人看来，对正常的一方来说也是不公平的。”

 

  俞晓飞介绍，还有一起案件，当事人四次提起诉讼，要求和精神病配偶离婚，但都被驳回。精神病患者本人及近亲属要么以“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传统理念来压制对方，要么以生活困难等原因要求对方承担无限的责任，坚决不同意离婚。而另一方通常以因治疗已花费很多积蓄为由，坚决拒绝承担经济帮助，这就让法院处理起来难度加大。

 

  俞晓飞认为，法官只能是采取“两害相权取其轻”的考量。涉及到精神病人的案件，不光是离婚案，法官们都会综合考量、仔细分析。“首先，精神病人是否会对健康人的权利造成危害；另一方面，精神病人是否会对社会以及不特定人的权利造成危害。”俞晓飞说，通过利益衡量，他们最终拿出“取其轻”的处理方式，每次都是先征求双方意见希望调解，实在不行再判决。

 

  精神病患者民事诉权谁来保证？

 

  在俞晓飞看来，保证精神病人在民事活动中的诉权相当重要，而这牵涉到病人的民事行为能力，以及他们的监护权归属问题。

 

  “精神病并不是随便说了算的，必须由其家属申请，通过非诉讼程序确定其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才能由其监护人代理行使相关权利。”俞晓飞说，可现实操作中，很多家属并没有意识做这个申请，所以有时候，法院就要求精神病人的家属做民事委托代理，而不是法定代理人。

 

  谈到法定代理人，精神病人的监护人首先是配偶，其次是父母、子女、其他近亲属等。在精神病人离婚案件中却又相当特殊：“如果法定代理人是配偶，但如果对方是起诉离婚的原告，这就出现了矛盾：既是精神病人的法定代理人，又是案件中与精神病人对立的当事人。虽然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但法官们通常是暂时剥夺配偶的法定监护权和代理权，再为精神病人指定其父母，或其他有监护资格的人为监护人和代理人。”俞晓飞说。

 

  谁来帮精神病人维权？

 

  而其实这样的情况并不只是在离婚案中出现，不少与精神病人相关的民事案件中，监护人身份尴尬依然是很难解决的问题。

 

  近日，鼓楼区法律援助中心的单艳律师正在处理一起让她头疼的案件。当事人叫吴娟（化名），今年35岁，2008年与前夫离异，自己做服装生意。2009年底，吴娟结识了新男友，对方假装跟她谈恋爱，实际为骗财骗色。

 

  很快，骗子男友在将吴娟辛苦赚来的3万多元搞到手后，便销声匿迹。从去年初起，吴娟便行为反常，脾气暴躁，说话颠三倒四。经权威机构司法鉴定，吴娟的症状为癔症，属于精神病的一种，鉴定结果显示，吴娟被人骗财骗色是其精神病的诱发因素。

 

  “她的亲属只有母亲和哥哥吴军（化名）。”单艳律师说，但吴军并没有通过法定程序确定妹妹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他的监护人身份并没有得到法律认可。

 

  “即便他获得了法律上的监护人身份，问题也很大。”单艳说，吴军是刑事案件中的唯一证人，他又需要作为妹妹的监护人出庭，这就出现了矛盾。“他不能作为代理人出庭，因为法律是不允许证人旁听。”

 

  因此，吴军并未被允许上庭，他也很茫然，不知道这场没有代理人出席的诉讼会有怎样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