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整理着手头上刚撤诉的案卷材料，电话铃声突然响了起来。电话是当事人黄某某打来的，她告诉我，母亲刚刚从法院回到家就被打了。外面还下着雨，兄嫂就这样把老人和她的衣物扔在了外面。

听着黄某某的哭诉，我的心情异常沉重。本是血浓于水的一家人，为了区区一亩地，居然演变成兄妹之间、母子之间的战争，到底是谁的过错？

黄某某是一件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案的被告，而原告正是她已年过8旬的母亲姜某。承办该案时，我有点好奇，母亲告女儿可不多见，这母女间究竟有什么过节呢？

案件如期开庭。不过，原告姜某并没有来，坐在原告席上的，是姜某的儿子林某某和代理人。核对当事人身份时，坐在被告席上一直沉默的黄某某突然情绪激动起来：“我有异议。诉状上的被告姓王，而我姓黄。我敢肯定，这不是我妈要告的。如果真是我妈要告，她绝对不可能把我的姓弄错。”

闻听此言，我大吃一惊。核对被告的身份证后，我确信被告黄某某所言非虚。我当即询问原告方，林某某及代理人解释说，方言中“王”和“黄”分得不太清楚，老太太又不识字，因此弄错了。

当事人的身份有误，可不是件小事。本打算休庭，但原被告双方都愿意把事情的前因后果在法庭上说个明白，因此本着调解的目的，我将庭审继续了下去。

林某某说，母亲姜某名下的1.04亩土地一直是给黄某某代种的，现在母亲想要回这块土地。

我问林某某，老太太已经80多岁了，就是土地要回来恐怕也没能力种。但林某某说母亲身体状况很好，完全有能力自己种。

黄某某承认母亲的身体尚可。但她反驳，土地原先是在母亲名下不错，后来已经通过土地流转交给了自己的丈夫刘某，这一点从当时的承包清册及承包登记表上均有记载。而且，村里也已认可这一流转事实，根本不存在再要回土地的说法。同时，黄某某表示，自己接到法院的传票及诉状材料后非常气愤，曾找到母亲问个究竟，而母亲却说对此事一无所知。为证明自己的说法，黄某某还提供了当时与母亲的谈话录像。

看来，要想真正弄清来龙去脉，非得把老太太找来不可。我要求原告的儿子及代理人需将原告姜某带到法院，来进行当面核实。

第二天，在代理人的陪同下，姜某果然来了。问她是否告女儿时，姜某非常惊讶：“我不晓得这个事，我没有告我女儿。”

在随后与老太太的交谈中，我渐渐接近了事实的真相。

姜某告诉我，林某某是她与前夫所生。前夫病故时，儿子才3岁，为撑门继户，她又与同村三组的黄某结了婚，并生下女儿黄某某。

1988年，林某某长大成人，家里却闹起了矛盾。林某某与母亲及继父分开居住生活，姜某与黄某带着女儿黄某某回到了黄某原来在三组的家。

姜某回忆说，当时农村实行大包干，黄某名下分得1.04亩土地。1997年秋，黄某因病过世。1998年10份二轮承包时，因黄某已过世，该村便将土地登记到姜某的名下。

当时已年过7旬的姜某跟女儿黄某某在一起生活，考虑到自己年事已高，做不动农活，姜某便将该土地交给女儿种植，所有的上缴费用也都由女儿缴纳。

当问及姜某为何又回到儿子身边生活时，姜某显得很无奈：“哪是我想回去呀？儿子怕我死后跟他继父老子合葬，不让我再住在三组的家里，硬把我接回来的。”

我问她是否曾在诉状及授权委托书上捺印，姜某点点头：“是有这回事，我儿子带人来的，叫我按手印。我不识字，也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

我问姜某：“你是否告你女儿黄某某要地？”

姜某连连摆手：“我不要田。”

看来，诉讼确实并非出自姜某本意。向姜某及代理人说明情况后，代理人随即办理了撤诉手续。

案件就此了结，我心中暗自轻松。没想到，卷宗还没收拾完，那边就传来了老人被打的消息。

我想不通，为人子女同时也为人父母的林某某夫妇怎么就下得了这个手？80多岁的老人啊，怎么禁得起风吹雨打？……

容不得多想，我立刻拨通了原告代理人的电话，要求他与林某某联系，让他善待老人。

很快，代理人来电话，说已经与林某某取得了联系，对方也同意不再打老人。同时，在与黄某某联系沟通后，黄某某表示，只要林某某肯放母亲走，她愿意把母亲还接到自己家生活。

事情总算有了着落，而我的心情却始终无法平息。作为法官，我们可能更多关注的是案件本身，而这个案件告诉我，案件背后的人伦亲情也应该成为我们关注的对象。只有这样，才能对得起头顶高悬的国徽和心中不偏不倚的天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