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法官队伍呈现普遍年轻化特点,青年法官逐渐成为法院审判队伍的主力军。但青年法官实际工作能力与社会期待之间的落差,成为法院亟待解决的问题。

 

  江苏省无锡市崇安区人民法院抓住新时期法官队伍建设的关键,坚持开门培养法官,通过打开“衙门”大门,在主动接受人大监督的同时,加强与人大代表的联络,利用人民代表这个桥梁倾听民意、广纳贤言,使法官融入老百姓之中,使司法顺应人民群众的期盼,涌现出一大批深受百姓喜爱的优秀法官。

 

  ■法官走出法院,

 

  走近寻常百姓,

 

  人大代表成为一座桥梁

 

  崇安法院35岁以下青年干警的人数占该院干警总人数的34.5%。由于青年法官实践经验少,因此在工作中除了会出现主观认识与实际操作的错位问题外,还存在着与老百姓沟通能力弱的问题。于是,如何加快青年法官成长的速度成为加强法官队伍建设的一个现实课题。经过调研,崇安法院做出一创新之举,与崇安区人大联手搭建法官培养舞台。

 

  “人大代表来自各条战线,各个不同的岗位,代表群众的呼声更直接、更具体。”崇安法院院长刘一勤认为,在培养青年法官的过程中,必须建立人大代表旁听庭审、“一对一”联络机制。

 

  “改变坐堂问案,沉下去。”回忆起这句话,民一庭的青年法官陶玉一脸受用,“这可是崇安寺街道办事处人大代表浦惠芬在旁听我第一个调解案件时给予我的工作‘宝典’。”说起这个案子,陶玉仍然记忆犹新。

 

  刘菲和刘超是亲姐弟,父母去世多年。本来关系很好的两人却因老房拆迁款闹上了法庭。在陶玉看来,此案在法律关系上十分清晰,刘菲作为法定继承人,理应分得拆迁款,如果双方当事人不愿调解那就只能判决。“当时前来旁听的崇安街道人大副主任陈建平在此案第一次开完庭后就给我提了个建议,让我改变坐堂问案的方法,想想有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陶玉说。

 

  第二天,陶玉便脱下法袍,前往刘超家里调解此案。在法官的耐心询问下,刘超终于敞开心扉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原来,刘菲来法院诉讼也只是为了一口气,气弟弟刘超在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下就领了拆迁款。找到了问题的症结后,陶玉“对症下药”,理顺了当事人情绪,通过调解让一开始坚决要5万元拆迁款的刘菲拿了3万元了事,姐弟关系也和好如初。

 

  “崇安寺街道遇到的此类拆迁引起的纠纷肯定很多,不妨在社区以案谈法,既起到法制教育的作用,又可以接受群众监督。”在陶玉第一时间致电陈建平表示感谢时,陈建平的一席话又让陶玉眼前一亮。

 

  之后,法院多次组织法官走进崇安寺街道的几个社区进行法律咨询,化解了社区内上百起类似财产纠纷、继承纠纷。

 

  陶玉还介绍,与她联络的人大代表实际上不止一个,还有好几个。因此,常说的“一对一”实际上是“一对多”。据了解,崇安法院每个法官的通讯录上都有区、街道人大代表的联系方式。平时他们不是有事才联系,而是相互之间常联系。

 

  ■法官沟通社情民意,

 

  人性化司法,

 

  人大代表成为一条纽带

 

  “邀请人大代表参与调解,是崇安法院审判力量与社会力量联动化解社会矛盾的一项举措。”刘一勤介绍,基层人大代表熟悉社情民意,在当地有较大的影响力,他们配合法院工作,往往会收到令人意想不到的好效果。

 

  今年3月的一天,民一庭法官周溧收到当事人刘芳送来的一面锦旗。“我实在不知道怎么表达我的谢意,全靠你为我来回奔波,现在医院的赔偿我拿到了,工地的赔偿款我也拿到了。我丈夫终于可以安心走了。”刘芳紧紧地握住周溧的手,激动地说。

 

  原来,刘芳一家是外来务工人员,其丈夫王平在工地摔伤。为给丈夫治病,刘芳借了30万元。但没想到王平却意外去世,医院方将责任推得一干二净。这无疑给这个贫困的家庭雪上加霜。

 

  “如果医院不赔,我也不想活了。”刚来法院时,刘芳情绪激动。就是这么一句话让周溧触动很深,“她有一个儿子,还有70岁的婆婆,我认为医院方是存在一定过错的,理应赔。”凭着自己的信念,周溧多次与医院方沟通后,最终医院方答应赔偿12万元。

 

  “丈夫走了,但还有一家老小要生活。这30万元的债务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啊。”想到这里,周溧又匆匆找到了区人大代表丁立平。一听周溧的来意,丁立平立即表示熟悉工地老板周某家的情况,随即陪同周溧去周某家做工作。通过丁立平与周某一番恳切的言谈后,周某最终拿出15万元。在周溧将此消息告诉刘芳一家时,刘芳已经泣不成声了。

 

  一件民事案件如果按照正常的流程办理,立案、排期、审理、判决等有时往往要一个月甚至更久。有些小纠纷老百姓等不起也耗不起。人大代表反映了这一民意。为此,今年年初,崇安法院建立了“十分钟诉讼服务圈”,在各个居民生活小区建立诉讼服务工作站。自从有了诉讼服务工作站,大部分纠纷立马可以得到解决。但这项创新仍然离不开人大代表的参与。

 

  耿大爷和王大爷都年过七旬了,用周围邻居的话形容两人,一个是倔驴,一个是牛脾气,而偏偏这两人又是积怨多年的老邻居。这次,他们又因为王大爷家装的防盗门起了争执,于是来到江海街道的诉讼服务工作站要求巡回法官胡健宪评理。

 

  耿大爷还坚称,如果不把防盗门拆了就要去法院起诉,面对争得面红耳赤的两人,胡健宪决定打电话向“一对一”结对的人大代表李明华求助。李明华听说此事后第一时间来到工作站。在其一番劝说下,两位老人才安静了下来。

 

  耿大爷认为防盗门遮住了楼道内的光线,不仅不通风,还让自己摔了一跤。王大爷则认为自己是为了家里的安全才装的防盗门,此门不能拆。经现场查看,从王大爷家出来有一条长长的过道,其在转角处装上防盗门,过道光线就被遮住了,但胡健宪抓住了一个细节:耿大爷家也装了防盗门。

 

  胡健宪用法理给耿大爷分析,耿大爷家的防盗门占用的是公共通道,王大爷同样有权让其拆掉防盗门。耿大爷一听便有了妥协的意思,李明华立即提出不如让王大爷把防盗门的钥匙给耿大爷,这样耿大爷什么时候想通风、采光都可以把门打开。经过数小时的努力,终于促使双方达成一致意见。

 

  这样的事在崇安区并不少见。该区既是繁华的市区,又有大批面临拆迁的老房屋。邻里、社区纠纷时常发生。楼道漏水、采光、占用公共通道经常是老百姓发生口角的原因。

 

  2010年开展邀请人大代表参与诉讼调解工作以来,崇安法院调解率同比上升7%,撤诉率同比上升15%,效果显著。

 

  ■法官处理棘手问题,

 

  在历练中成长,

 

  人大代表成为一把梯子

 

  崇安法院是老城区法院,涉诉信访老案较多。针对重大、疑难“骨头”案件,该院建立定期向区人大常委会专题汇报制度、人大代表参与案件调解制度。

 

  一辈子上访156次,车票贴了一大沓的八旬何老太再次为1996年的拆迁诉讼上访。为此,法院邀请有多年信访经验的人大代表刘国红一同解决这个棘手的案子。通过谈话了解,由于拆迁补偿款的问题闹得家庭母子不和,兄弟姐妹相互猜测。八旬老太一人独居,子女都不去关心她,她经常感到孤独。

 

  刘国红向法官提出,不能简单地对信访人进行息诉服判的思想疏导,而是要将解决何老太的心病作为出发点。摸准问题的症结后,刘国红与法官立即走访何老太每个子女的家庭,一次不行两次,白天不行晚上,晚上不行周末。就这样一次次的行动最终感动了当事人。现在何老太被小女儿接去一起生活,母子和睦了,兄妹关系和谐了。

 

  “要从大局着眼、小事着手,带着感情去做工作。以一颗忍耐心去倾听当事人诉说,以一颗滚烫心去融化当事人内心的坚冰,以一颗赤诚心去打消当事人的顾虑。”这是刘国红多年的经验之谈。

 

  崇安区的经济发展使大量外来务工人员涌入,工人工资被拖欠等问题开始出现。“被拖欠工资的员工打官司并不单纯是为了讨一个说法,或者理论官司的输赢,他们所关注的是劳动报酬和待遇福利能否兑现。”人大常委会财经工委主任冯汶白说,“法院不能仅仅只将审判停留在判决书上,法官还要始终把受到侵害的员工的现实利益摆在首位。”

 

  201012月,某企业法人代表突然下落不明,28名员工工资被拖欠,员工群情激奋。关键时刻,法院果断介入,于立案当日即采取了查封厂房、扣押资产、冻结账户等一系列法律措施,仅用4天时间即筹集到第一批工资款。谈到这起欠薪案件,全程参与的人大代表感触颇多。

 

  “这些年,在诉讼之外,崇安区法院花费大量的精力把工作做在矛盾激化之前,化解在萌芽之中,上百件的纠纷通过诉前协调机制得以解决,社会效果相当突出。”冯汶白表示,今后,区人大还将继续积极支持人民法院依法办案、独立审判,在构建和谐崇安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2010年以来,该院处理上级法院交办的90件涉诉信访案件,经答疑解惑、立案复查、启动再审,矛盾化解息诉率达百分之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