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笔以货抵债协议口头达成后，当事双方出于信任，在协议履行、货物交接过程中，未留下任何手续。协议履行完毕后，债权人失信，觉得有空子可钻，又向法院起诉要求债务人偿还债务。镇江市京口区法院在审理过程中，首次运用“直接言词原则”，否定了原告的虚假陈述，还原了案件真实，于2004年5月19日作出判决，判决原告债权人不但输了官司，而且倒贴诉讼费数千元，还了被告债务人一个公道。 　　江苏某集团公司（简称江苏公司）与镇江某工厂（简称镇江工厂）长年有着业务往来。双方在过去合作得很愉快，彼此之间结成十分信任的关系。至１９９８年９月，镇江工厂累计欠江苏公司货款７９３６４元。为此，双方达成口头抵债协议，镇江工厂以一台无心磨床抵消所欠江苏公司的债务。货物交接时，基于双方长期形成的信任关系，也就没有办理交接手续，镇江工厂至此总算松了一口气，可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最终竟被告上了法庭。 　　２００４年３月１１日，江苏公司来到镇江市京口区人民法院，一纸诉状将镇江工厂推上了被告席，要求给付欠款７９３６４元。 　　江苏公司诉称：原、被告于１９９６年１２月到１９９８年发生高工钢买卖业务，被告累计欠原告货款７９３６４元。原告年年对账催讨，但被告一直不予归还。今年对账后，由于被告否认欠原告货款，只好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令被告立即给付所欠原告货款７９３６４元，并承担诉讼费。 　　自己明明已经以货抵债清偿了债务，只是出于相互信任，在履行合同时没有办理交接手续，作为与自己有着多年友好业务关系的江苏公司，竟然失信，将自己告上法庭，镇江工厂对此感到十分的失望。法庭上，他们据理力争。他们承认，双方曾发生高工钢买卖业务，自己也确实欠江苏公司７９３６４元。但他们提出，双方口头达成了以机床抵债的协议，并已将一台无心磨床交给江苏公司抵消了所欠江苏公司的债务。 　　镇江工厂虽然当庭提交了证人证言，认为债务已履行。但从证据效力而言，显然证人证言的证明力低于江苏公司提交的对账单、交货单等书面证据的证明力。然而，承办法官从庭审原告躲闪的眼神、无力的表述中，感知到被告所陈述的事实真实性较大，遂果断决定，立即去江苏公司查看无心磨床的设备情况，经过斗智斗勇，在原告某分厂发现了与被告陈述一致的磨床，而原告对该磨床的来源却不能自圆其说。因此，法院认定，被告所提交的证据真实客观，能够相互印证，已经形成了证明其主张的证据锁链，结合原告作虚假陈述和原告占有被告所述磨床却不能证明其来源，以及磨床价值与原有债务数额基本相当的客观情况，可以确信原、被告双方口头协议以无心磨床抵消债务的事实客观存在。法院认为，双方约定以交付磨床的方式抵消债务，是对原给付金钱履行债务方式的替代，系一种代物清偿行为，符合法律规定。被告将磨床交付给原告后，其所负债务即清偿完毕。据此，判决驳回了原告江苏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诉讼费３２９７元，由原告江苏公司承担。宣判后，原告未上诉。 　　京口区法院的法官在开庭审理案件时，从原告躲闪的言辞中发现疑点，并根据证据规则依职权调查取证，最终查明了真相，公正地裁决了案件，保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这是一起法官充分运用“直接言词原则”还原案件真实的典型案件。 　　何谓“直接言词原则”？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邵明指出，“直接言词原则”在很多国家的三大诉讼法中都有明确规定。我国民诉法对此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但目前在理论界和司法实务中常常被引用和采用。 　　所谓“直接言词原则”，一方面要求参加审判的法官必须亲自参加证据审查、亲自聆听法庭辩论，强调审理法官与判决法官的一体化，另一方面，要求双方当事人以及证人等在法庭上以口头的形式开展质证辩论。 　　邵明指出，“直接言词原则”强调司法的亲历性。我国古代“以五声听狱讼”，反映的也是司法的亲历性。法官在与当事人和证人“面对面”的活动中，通过当事人和证人的相貌、诉讼时的态度和情状能够获悉语言所无法传递的案情信息，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法官的“心证”。“直接言词原则”有助于发现真实和提高效率。一方面，法官通过亲历审判可以直接观察当事人和证人等的表情态度，直接察看证据实际状况，易于掌握案件事实；同时，听取口头形式辩论，又有信息传达简便快捷的优点，有助于尽快发现争议，并及时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