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难，执行法官更难。

铜山法院执行局活跃着19名执行法官，在严峻的执行形势下，他们在进行着一场“痛并快乐着”的变身。每天查被执行人的财产，与“老赖”斗智斗勇，写法律文书……田间地头、企业厂区、街头巷尾，都成了执行法官即便是深夜也会出现的地方。

“劳模”一年执结209件

一年完全执结209件，这是铜山法院执行局办案状元——洪伟法官一年的结案量，这些案件中有很多都是非常棘手的。因成绩斐然，洪伟法官2010年被评为徐州市劳动模范。

洪伟法官2003年调入执行局工作，去年已是他在执行一线上奋战的第七个年头。七年里，洪法官始终勤勤恳恳，劳心劳力。他每天清早七点钟准时到院，等到大家开始工作时，洪法官差不多已经处理完了一批活；到晚上七点，整幢大楼人声渐消时，他办公室的灯，还依然亮着……当被问及如何做到数年如一日，洪伟法官道出了五字箴言“做事凭良心”。

执行法官的操劳与辛苦与案多人少、案子越来越难办不无关系。投身于执行苦战中的显然不只洪伟法官一人。

被同事戏称为“拼命三郎”的陈魏副庭长，扎根在荣获江苏2010年度先进人民法庭的铜山法院张集法庭。身处基层的他以庭为家，每天要跑遍法庭所辖的7个乡镇街道，约820多平方公里的村居，经常在深夜里接到申请人的电话，一听说被执行人出现，陈魏法官都会起身前往一探究竟，风雨无阻。

新收案件一个接一个，对执行法官而言，还必须面对一块更难啃的骨头——清理积案。在铜山法院党组成员、执行局局长徐健的带领下，全局干警起早贪黑，放弃了所有的节假日，乘全省清积活动之际，因地制宜，苦干了一年时间，执结2000余件执行积案，所有全国挂牌督查的案件全部执结。铜山法院被省委政法委、省高院评为全省法院“清理执行积案活动先进集体”。

老赖“躲猫猫”法官“围追堵截”

一天晚上9时，浙江省嘉兴市某小区河边。徐健带领三名执行员来到一艘渔船前，操着一口普通话确认被执行人黄某的住址。另一条渔船上的邻居不太友好地应声着眼前几个穿制服的陌生人。

这是铜山法院异地执行查找“老赖”的一个镜头。五年前，被执行人黄某向村民筹款开办了一家米厂，赊购了村民大量大米，后来黄家人突然消失不见，米厂人去楼空，多名债权人向法院起诉要求黄某还款。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法官一直未能找到黄某及家人。为了堵住“老赖”，执行法官们常常需要利用夜间、清晨等时间进行突击执行，执行法官与“老赖”之间的较量，似乎已变成一场“游击战”。

“案件判决之后，有些纠纷甚至还未经过诉讼程序，‘老赖’就与法院玩起了捉迷藏。法院传唤他不来，又没有固定工作单位，多次上门总是吃闭门羹。”执行局实施二庭庭长陈义总结手里难案老案的特点。这些人长期躲债在外，行踪不定，执行法官扑空概率高。找不到人，被执行人的的财产状况难以调查，下一步工作也无法深入开展。陈义法官就遇到过这种情况，农村的被执行人，把钱锁在箱子里，藏在柴垛里，甚至埋在地里，根本不往银行里存。

“最关键的是找到人，连面都见不着，干耗在那里，申请人和法官都急。这需要开动脑筋想办法，大家都来做这个事。”徐健局长在谈到找人的问题时，都力推该院建立的执行联动机制。铜山法院和区公安、检察院建立了执行联动机制，对一些符合条件的被执行人进行“网上追逃”，利用公安机关的强制力撒开天罗地网，让“老赖”无处遁形。铜山法院得益于该机制，仅2010年就执结了13起被执行人恶意躲债的难要案。

挨骂受威胁几近成家常便饭

为一件标的仅5000元借款纠纷案，承办法官杨贵亮没少受冤枉气。

铜山区郑集镇前黄村村民单某曾经借款5000元给宋某的丈夫单某某，后单某某不幸死亡。该笔债务经查是夫妻共同债务，单某在判决生效后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杨贵亮法官调查后得知，丈夫死后，宋某作为一个家庭妇女失去了经济来源，两个女儿一个十四岁另一个才两岁，孤儿寡母生活困难，5000元对宋某来说已经是笔“巨款”了。

杨贵亮前后十几次做宋某工作，没有执行到一分钱，措施也已穷尽。向申请人单某说明执行情况时，单某不理解，说这事交给法院，就找法院要，多次到法院吵闹，当着众人面辱骂法官，扬言法院不给解决，要不来钱，就去上访。面对无理的申请人，法官想对其采取强制措施，但考虑到这样只会激化矛盾，不利于案子的解决，只好“忍辱负重”，继续做双方的工作。

言语上的辱骂还不算什么，执行干警还会遇到人身攻击。陈魏副庭长在执行一起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时，被执行人李某及其妻肖某拒绝配合。肖某听不进法官的说服教育，情绪激动、言词激烈，不顾怀中抱着的幼子指着执行人员破口大骂，推搡抓挠，将驾驶员蒋安强的制服撕破。面对妇孺，这个30多岁的汉子没法还手，只得扛着。

“在‘凌晨行动’等集中执行中，带着干警出去，我都提心吊胆，不是担心堵不到人，而是害怕同志有个闪失，没法交代”徐健局长如是说。就法官群体而言，执行法官的职业风险无疑是最大的。如果说执行是刀刃上的舞蹈，执行法官就是踮起脚尖、忍痛旋转的舞者。

自掏腰包帮助当事人不稀奇

在一些民生案件中，不少被执行人仅有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和居住条件，家徒四壁，没有履行能力，继而出现了大量的“执行不能”案件。这类案件引发了诸多问题，一些执行不能的民生案件中，权利人因得不到及时的救济，情况十分困难，走投无路之际，往往会选择在敏感时期，采取叫卖法律文书、拉横幅、穿状衣等手段，吸引公众目光，继而信访、上访、非正常访，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目前，信访压力给司法机关带来巨大的冲击，让法院、法官苦不堪言。

杨贵亮的那个案子中，一方是咄咄逼人的申请人，一方是有心无力的被执行人，双方胶着着。宋某东挪西凑借了4000元，还差1000元，因比和解协议期限拖了几天，申请人田某还吵嚷着要利息。杨贵亮实在不忍再让这个可怜的家庭陷入更大的窘境，自掏腰包垫付1000元，在两会前执结了这起案件，避免了一起因迁怒于法院有可能引发上访的事件。

面对没有财产可供执行的被执行人，法官纵使穷尽所有执行措施依然是收效甚微。尽管每年有执行救助资金拨款，对个案的当事人在特别时期一定数额的经济救助，以解燃眉之急，但这毕竟是短期的、临时的、应急性措施，并非长久之计。铜山法院每名执行法官一年要执结百余件案件，其中无财产可供执行的并不少见。执行法官动恻隐之心，自掏腰包帮助当事人的，在铜山法院是经常发生的事情。

“最终解决还是要依靠建立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由当地党委、政府、社区、单位从大局出发化解纠纷，才能真正案结事了。”徐健局长大力倡导将“执行不能”案件纳入社会保障机制，目前铜山法院该项机制已初步确立，在不断完善成熟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