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政局为流浪汉维权案已在江苏省南京市高淳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案件争议的焦点集中在民政局是否具有该起诉讼的主体资格。通过看此次诉讼中透露出的问题，可以说，有必要对我国现行民事诉讼启动主体资格的规定进行反思。正如有的媒体评论的，如果没有任何部门为未知名者主张权利，那么人的生命权如何得到尊重和体现？笔者认为，我国的民事诉讼启动主体范围应当扩大。

传统私法理论认为，个人是自身利益的最好评价者，维护个体私益也应有个体承担。由此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08条第1款规定：“原告是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这一规定长久以来，将民事诉讼启动者限制在直接利害关系人，使个人权益维护全部由个人来承担。从一般情况来看，这一私法理论和规范并无不妥，私权的个体救济既保障了救济的及时性和有效性，又充分尊重了私权自由的原则。但情况总是在不断变化中发展的。流浪汉遭受交通事故死亡后暂时无法找到其近亲属便是一例，若严格对待原告主体资格，则民政局的民事诉讼行为根本无法启动，死者死后面临的各项问题也将难以解决，他日可能出现的死者亲属维权活动也会因时间拖延而变得步履艰难。在民事诉讼原告适格问题上，应当宽松对待，理由如下：

首先，个体利益和社会利益永远不可能完全割裂开来。个体利益的损害难免涉及社会利益，同时社会利益的损失也将影响个体利益的实现。因此，在承认直接利害关系者享有诉权的同时，间接遭受损失的相关主体也应当有权提起诉讼。真正实现利益的全方位保护才能诉权赋予的真正价值所在。

其次，我国的民事诉讼涵盖范围很广，案件涉及的权益范围也较为复杂。有些案件在侵害个人利益表象之下，更多涉及公共利益。直接利害关系的主体限定容易忽略这类案件中公共利益。保护私益的固然重要，公益的救济缺失更为可怕。类似民政局为流浪汉维权案中，维权从表面看对民政局而言仅是单纯的付出，但其中的公益价值不可忽视：尊重了事故当事人的生命权，实现了救助职能的广泛化，避免了恶性交通事故侵权免于追究的尴尬。

再次，作为一项宪法权利，民事诉权的行使应当被宽泛化对待。诉权是保护个人利益、社会公益的基础和有效手段。通过司法审判途径，将社会缺失的正义矫正回来，诉权不应被实质性的过多限制。当事人的性质并不改变案件属于民事纠纷的属性。诉讼主体对于自身损害，乃至他人损害有权向法院提起诉讼。而作为法院，受理、解决此类纠纷是一种义务，这不光是对当事人的义务，更是对受害者的义务。

综上，民事诉讼启动主体应当扩大化。当然，扩大并不是一概而论的模糊概念，在认定时应当进行综合评价。当案件仅涉及具体个人的私益，而并不涉及任何公益的情况时，并不存在间接利益相关者，因此应当尊重直接利害关系人的意思自治权利，由其自由选择是否提起诉讼。当案件不仅涉及当事者利益，还涉及到他人间接利益或公益的情况时，应承认间接利益者及相关职能部门的民事起诉权。当然这种利益相关仅是初步的认定，是否真正相关还应通过司法程序进行判定。但承认诉讼程序的启动权已然非常重要。通过放宽起诉条件，扩大民事诉讼的启动主体范围，对鼓励相关主体积极弥补权益缺失，实现社会公平有相当程度的实践意义。笔者为民政局的做法叫好，法治进程需要的是创新实践，在践行中发现制度的瑕疵，在践行中实现制度的升级，在践行中发掘正义的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