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机关出庭支持起诉是指检察机关为维护国家利益、社会公益和个人民事权益而与原告一起参加到民事诉讼中的一种行为。这也是近一时期法学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争论的一个热点问题。对于检察机关能否出庭支持起诉，存在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肯定者认为，《宪法》规定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民事诉讼法》也规定了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既然人民检察院可以通过行使法律监督权来保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公民的个人利益不受侵犯，那么，就应当赋予法律监督权以具体的内容，即在出现损害国家或公共利益的案件时，检察机关应当当然地具有参与到民事诉讼活动中的权力。并且，在现实中，确实存在着急需保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况，如果检察机关出庭支持起诉，将会产生严重的后果。因此，检察机关出庭支持起诉只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的具体实现，是法律监督权的具体化。《民事诉讼法》还规定了支持起诉原则，即“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对损害国家、集体或者个人民事权益的行为，可以支持受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机关当然包括检察机关，检察机关支持起诉是法律赋予的职权，也是当事人合法权益获得司法救济或社会救济的途径，尤其是在其他单位忽视支持被害人支持起诉的情况下，检察机关支持起诉对于维护社会公益和公民诉讼权利、法律实质公正具有积极意义。因此，应当允许检察机关以支持起诉机关的身份参与庭审。否定者认为，检察机关出庭支持起诉并无法律上的依据，在法理上经不起推敲，也将会给民事诉讼带来很多问题。笔者赞同否定者的观点，检察机关不应出庭支持起诉！

一、检察机关出庭支持起诉无法理依据

首先，检察机关置身于民事纠纷之外，在民事纠纷中不享有权益，亦不承担义务，其不享有诉权。

诉权是当事人基于民事纠纷的事实，要求法官进行裁判的权利。这是公民享有的一项宪法权利，它的合法行使会启动诉讼程序，发生诉讼系属。①它为当事人独立享有。按照传统的民事诉讼理论，没有实体权利就没有诉权，实体权利是民事诉权的基础。因此，按照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08条的规定原告是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原告依法享有独立的诉讼权利，对同一标的的诉权的独享排除了检察机关在诉讼中的诉讼地位。即使随着民事诉讼理论的发展，出现了形式诉权与实体诉权之分，出现了诉讼担当的情形，但诉讼担当也仅限于法律的明确规定或法律有授权性规定，而且，这种情形下，诉讼担当人以自己的名义参加诉讼，成为当事人（而不仅限于原告），而实体权利人就该诉讼则不得再为当事人。这种情形与检察机关作为支持起诉机关同原告一起进行诉讼显然不同。因此检察机关不享有民事诉权，不具有适格的诉讼主体地位，不能出庭为第三人的利益进行民事诉讼。

其次，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不包括也不能衍生出民事诉权。

我国的民事检察制度主要规定于现行民事诉讼法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4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法律监督的实质就是以权力制约权力，监督是一种权力??一种强大而独立的权力。”②故这种监督权为公权力，是高于被监督者之上的，它必须是处在一种超然的地位而不是作为置身其中的诉讼主体，它只能是滞后的，进行事后监督而扮演诉讼进程中的角色进行事前监督（抗诉权的设立即遵循了这一法理）。民事诉权则是行使的私权利，从性质上来说，这二者相互对立而不能相容。法律监督权中不包含民事诉权，也无法衍生出民事诉权。民事诉讼法第185条至第188条规定了检察机关行使监督权的具体形式，即对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裁定提起抗诉。这也是我国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的民事检察监督的唯一方式 。认为检察机关出庭支持起诉的权利是基于其法律监督者地位的延伸或具体化的思想，是不符合法律监督和民事诉讼原理的。检察机关并不能因其具有的法律监督者角色而自然地具有独立的民事诉讼地位。

再次，检察机关出庭支持起诉与支持起诉原则的目的背道而驰。

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支持起诉原则，其意义在于调动社会力量，在受损害的单位或个人由于某些原因不能、不敢、不便起诉时支持者起诉。它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当被侵权人主观上有起诉的意愿而客观上却有困难而至不能、不敢、不便起诉时，为被侵权人提供精神、道义、物质、法律上的帮助排除这些障碍，使被侵权人敢于提起诉讼来保护自己的权益。而对于不愿起诉者，检察机关无权以支持起诉原则为依据强制被侵权人起诉。支持起诉的时机必须是在受损害的单位或个人造成了损失，而又不能、不敢或者不便诉诸法院，即未诉之时，而其活动场景却是要置身于法庭之外，而不是奋臂攘袖，赤膊上阵，跳上法庭作什么“支持起诉机关”。                                      

二、检察机关出庭支持起诉有违私法自治的现代司法理念

检察机关出庭支持起诉的理论渊源实际上是列宁的私法公法化观点。列宁曾经指出：“我们不承认任何私人的东西，在我们看来，经济领域中的一切都属于公法范围，而不是什么私人的东西……由此必须扩大国家对‘私法’关系的干预；扩大国家废除‘私人’契约的权力；不是把罗马法典，而是把我们的革命的法律意识运用到‘民事法律关系’上去。”③这一观点是前苏联检察机关干预民事诉讼的依据。在这一观点指导下，《苏联检察院法》和《苏联民事诉讼法典》规定检察机关对民事诉讼实行全面干预。检察长不仅有权提起民事诉讼，也有权在任何一个诉讼阶段参加民事诉讼；不仅可以对诉讼案件提起诉讼和通过对非诉案件发表声明而提起诉讼，也可以参加由他人提出的已经开始的诉讼。由此可以看出，国家干预原则在前苏联得到了偏激的强调，而我国的民事诉讼制度，无论是诉讼制度体系，还是构建这些体系的基本理论最初都来自前苏联。1982年《民事诉讼法（试行）》从国家干预理论做了一些退让，创设了支持起诉的原则，《民事诉讼法》袭之未变。因此，检察机关出庭支持起诉的理论基础实际上就是国家干预理论。

但是，国家干预理论完全抹杀了公法与私法的界限，以公共利益否定了私人合法利益的存在，结果是剥夺了私人合法权益，窒息个性发展，压抑创造精神，并最终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也正基于对国家干预理论危害的切肤之痛，我国进行了多年的司法改革。而司法改革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建立起当事人主义诉讼构造，正如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同志在总结人民法院司法改革时所指出的，司法改革的主要内容之一即是“吸收当事人主义审判方式的优点，摒弃超职权主义的弊端，充分发挥当事人在诉讼中的作用；改变法官的绝对主导地位，强调法官的主持与居中裁判的功能”④由此可见，我国在民事诉讼领域就是要消除国家干预色彩，强化私法自治意识。这也是民事诉讼今后发展的方向。这种落后的国家干预理论既已被摒弃，那么检察机关出庭支持起诉之说也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了。

另外，民事权利为私权已是无可争议的共识了，私权意味者权利主体有权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这种处分权为当事人自主、自由地享有、行使，除了受到法律的限制以外并不受其他任何机关的干涉、挟制，其他任何机关也无权分享该权利。赋予当事人的处分权既是私法自治要求在民事诉讼领域的体现，也是对当事人程序主体地位的尊重。当事人自主地决定诉权的行使与否，自主地启动诉讼程序，推进诉讼进程的发展，自主地决定是否终结诉讼程序，在权利的行使过程中无须任何机关的批准、干预，否则即是对处分权的侵害。试想，民事诉讼当事人身旁还有一握有法律监督权的支持起诉机关，他在行使权利时还能再从容不迫进退自如，能不有所顾忌而有掣肘之感，而谁又能保证这虎视眈眈的法律监督者不会通过各种途径、渠道运用其权力干预侵犯当事人的私权。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检察机关出庭支持起诉就是对私法自治的极大破坏。

三、检察机关出庭支持起诉破坏诉讼结构平衡，造成诉讼权利义务上的混乱

随着私权自治观念的深入与市场经济的影响，我国的民事诉讼模式逐渐抛弃了原来的超职权模式，建立了当事人主义模式。国家对于当事人之间的纠纷着重从中立者的角度，依据法律作出判断，而不能越过当事人之间的意思自治的界限，无端地进行干预。这种诉讼模式以双方当事人平等对抗为基本结构，法院作为与原告、被告保持一定距离的第三者、中立者，从而使民事诉讼结构在原告、被告、法院这三个角色间形成了一个稳固的支撑结构，人们常把这种结构称为“等腰三角形”的结构。在这种诉讼结构中必须存在而且只能存在三种最基本的诉讼职能，即原告方的控告职能、被告方的抗辩职能以及法院居中裁判的职能。这种三角形的诉讼结构的稳固性要求，即不能缺损其中的某项诉讼职能，也不能以其他某种职能取代其中的某项职能。同时，这种诉讼结构中，只存在两种基本权利，即法院审判权力和原、被告双方的各自享有的诉权。任何主体参加诉讼都只能服从或附属于这种诉讼结构，而不能动摇或改变这种诉讼结构，否则就会破坏这种诉讼结构的稳定与平衡。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享有随时对任何一方当事人是否有违法行为、法官是否有渎职或枉法裁判行为的调查权，还享有对整个民事诉讼进程进行监督的权力。这种权力如果进入到民事诉讼中，与审判权、诉权（利）共存的话，受戕害的只能是审判权和诉权（利），哪里还有诉讼结构的稳定和平衡。举个例子，如体育比赛中的运动员，又是监督裁判的监督员，这样的比赛还有什么意义可言。同样，检察机关出庭支持起诉，这样的诉讼结构哪里还容得下审判权的独立行使、诉讼程序的公平、公正。民事诉讼秩序价值的颠覆，无疑是整个民事诉讼制度的灾难。

四、检察机关出庭支持起诉违背平等保护、公平竞争原则

在民事诉讼中，无论诉讼地位是原告还是被告或者是第三人，无论代表的利益是国家利益、社会公益还是个人利益，都平等地享有诉讼权利、平等地承担诉讼义务，平等地适用法律，不存在任何地位上的差异和优劣，没有任何一方天生就比另一方优越，这就是民事诉讼中的一项基本原则??诉讼当事人平等原则。诉讼当事人平等原则是程序公正的制度形态，是实现民事诉讼程序公正的前提，没有平等就没有公；而离开了民事诉讼过程中对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平等保护，实体法上的平等将成为空中楼阁。当事人在这种平等原则下公平竞争、自由攻防，共同推进民事诉讼在公平的轨道上前进，以求得公正的诉讼结果。而一旦检察机关出庭，站在原告的一方支持起诉，情形就会大不相同。检察机关享有法律监督权、调查权，与被告的诉讼权利不相对等，两者不具有平等的诉讼地位，被告处于不利的地位。这正如正在匀速直行的车辆，突然有一侧车轮受到强大的推力，这时要保持车辆的平稳行驶和方向不改变，有谁能做到。

经济主体的平等也是市场经济的一项基本要求，平等的市场经济主体不仅应体现在经营过程中的平等竞争，同时也应体现在一旦发生纠纷就能得到法律的平等保护，在诉讼中的权利义务是相同的。检察机关以公权力出庭支持作为一方当事人的经济主体提起民事诉讼，扩张了该经济主体在诉讼中的权利，这是对公平竞争原则的实质性违反，显然有不正当竞争之嫌。在我国已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更要体现法律保护的是所有主体的利益，无论是本国经济主体还是外国经济主体，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私有经济，都应当平等地受到法律的保护。在现代法治社会中，国家与普通的公民法人一样可以成为平等的民事主体，一旦进入民事诉讼，国家与其他当事人的诉讼地位、权利义务都是平等的。检察机关以保护国有企业的利益为主要理由主张出庭支持起诉，这种理由违反市场经济和现代法治的基本原则，是不能成立的。

五、检察机关出庭支持起诉与审判独立相冲突，妨碍司法公正

审判独立是现代法治的一项基本原则，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确保审判的独立。审判独立包括法官的身份独立、实质独立和司法部门的整体独立，其中实质独立是指法官执行司法职务时，除受法律及其良知之拘束外，不受任何干涉。这一点正如马克思所言：“法官除了法律便没有别的上司。”⑤我国的宪法、法官法也明确规定了审判权只能由法院行使，法官依法审判案件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但检察机关享有法律监督权，与人民法院之间存在着单向的监督关系。检察机关是监督者，法院只是被监督者，而不能对检察机关有所制约。（当然，这种监督只应是事后监督）如果法院的审判权在运作过程中，仍然受到某种外在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审判权的行使就很难保证独立了。因此，在民事诉讼中，检察机关出庭支持起诉实质上就是以法律监督权对法院的审判权进行干预。试想，在“监督者”出庭支持起诉的案件审理中，处于被监督的法院会作出令监督者感到“不公正”的判决结果吗？作为法律监督者的检察机关既然出庭支持起诉，是“请求”法院判令被告败诉还是“命令”法院判令被告败诉，这样的案件，岂不是在开庭之前就已经有了判决结果了吗？没有了审判独立，又何来司法公正？

六、检察机关出庭支持起诉造成行政权检察权的混乱

当前，力倡检察机关出庭支持起诉的主要理由就是国有资产流失严重，存在环境污染等公害问题。实际上检察机关对于这个问题的担忧完全是没有必要的，象国有资产问题，国有企业作为国有资产的占有者、经营者，其在国有资产受到侵害时可以作为原告起诉已是不争的事实，即使国有企业因种种原因未能起诉，还有政府机关中专门设置的国资办、国资委等机构，这些机构的职权就是代表国家管理保护国有资产，是管理保护国有资产的直接责任者，也有权直接代表国家起诉。环保机关也是如此。应当说，所有的政府机关都有其特定的政府职能，都以完成一定的社会公共职能为己任。这些政府机关就是其行政权领域范围的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的管理者，是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的代表，在这些领域内享有民事诉权。⑥在这些领域内发生的民事纠纷，这些政府机关依法可予管理、处置甚至起诉。而检察机关虽然也是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的代表，也有管理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职能，但其管理方式却是间接的，是属于另外一个层面且以特定的方式即法律监督的方式来实现的。检察机关直接作为诉讼参与人来管理保护国有资产、维护公共利益无疑是越俎代庖，造成行政权、检察权行使上的混乱。这也与国家设置这些权力的初衷相违背。

七、检察机关出庭支持起诉无法律依据

一定的诉讼地位需要诉讼权利来保障，也必然体现为一定的诉讼权利和义务。确定检察机关能否出庭支持起诉，最现实的问题就是要寻找法律依据。我国的相关法律虽规定了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但在具体行使方式上，民事诉讼法仅规定了对生效裁判的抗诉这一种形式。至于支持起诉原则，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了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可以在被害人无法或不能诉讼的情况下支持起诉，但相关的程序规则阙如。根据程序法（公法）的基本要求，法律没有规定的，是绝对不能擅越规则之外行使权力，因而支持起诉参加庭审实际是无法律依据的。

其实，以上我们仅仅是提出了阻碍检察机关出庭支持起诉的一些客观情况。我们还可以从另一个方面来认识这个问题，假如检察机关可以出庭支持起诉，情况会是怎样呢？案件能否调解结案，检察机关能否作为反诉被告、被上诉人，检察机关能否承担败诉责任，在诉讼权利和实体权利的处理上，检察机关与原告意见不一致时怎么办，具体的诉讼程序怎样进行乃至检察机关出庭人的称呼、席位的安排等等。这一系列问题又可将检察机关出庭支持起诉逼上绝境。

总之，笔者认为，检察机关进行法律监督，完全可以坐在旁听席上，于案件裁判后决定是否行使其抗诉权。支持起诉也是大有可为，为当事人提供道义、物质、法律上的帮助，向有关单位制发检察建议书，向法院提交支持起诉书，旁听庭审等。但支持起诉仅应限于起诉阶段，原告一旦起诉，就应当支持法院在《民事诉讼法》的规制下独立行使审判权，双方当事人平等地参与诉讼，而不应再带检察权入“场”，直接出庭参与民事诉讼。

注释：

①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1月版第52?55页。

②陈光中主编：《刑事诉讼法学》（新编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31页。

③《列宁文稿》第4卷商务印书局1988年版第223页。

④肖扬：《法院、法官与司法改革》载《法学家》2003年第1期。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76 页。

⑥禄劲松：《论民事检察监督的方式及范围》，载《民事检察制度热点问题探索》，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年5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