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拖欠农民工工资这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有专家呼吁的“在刑法中增设拖欠工资罪，作为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对于拖欠工资数额较大或情节恶劣的，按刑事犯罪处理；严格劳动监察机构职责，对渎职人员追究法律责任”。笔者对此不敢苟同。

诚然，如大部分人所认识的那样，伴随着城市发展的日新月异，留下的是千万农民工的辛苦汗水。农民工群体俨然已经成为城市建设的主流，是一个城市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民工付出的辛勤劳动，理应得到合理而及时的工资报酬。如果农民工的工资无故被拖欠，基本的生计无法维持，那对他们是很不公平的。然而，农民工相对于工程发包方、建设方等是明显的弱势群体，其工资报酬等合法权益极易受到损害，一旦广大农民工的工资等合法权益依靠正常途径得不到解决，工资被长期拖欠，大量农民工的“劳资”矛盾不能有效疏解，必将引发严重社会矛盾，影响社会稳定，于和谐社会建设极为不利。但从维护法律的严肃性和公民权利免遭“模糊侵害”的原则出发，不应对“拖欠工资” 入罪给以擅断和肯定，将“拖欠工资”入罪，则有悖罪刑法定原则。

首先，社会法律关系为方方面面的，或为民事，或为刑事，或为行政等等。笔者认为，工资的支付是以劳动者付出同等劳动为对价的，其一般是于劳动者付出劳动之后实现（当然也有部分是提前支付的，但绝大部分是先劳动后支付的），其涉及的为两个主体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尽管“拖欠工资”则明显是雇佣方违背约定的行为，或者是故意，或者是确无能力，其应为民法所调整。

其次，鉴于刑法对社会秩序以及公民权利的影响力度，对于罪名的设置无疑应当遵循严格审慎的原则。应当承认的是立法者在制定法律条文时不可能包罗万象，有些条款在制定时未能涵盖某种社会现象，或者可能是因为立法者无意间的疏忽，或者则是出于立法技术的原因，比如某些情形可能属于众所周知或不言而喻的事项，因而不必特意强调，以免法律“身躯过于臃肿”。“拖欠工资”应为属于后者。将“拖欠工资”入罪固然可以给那些恶意欠薪的老板予以法律制裁，但并不能保证农民工权益的实现。比如，有些老板转移资产，将自己搞成“破产”，宁愿承担法律责任而拒不偿还农民工工资，

此外，刑罚作为最严厉的制裁手段，在其实施过程中应当尽量秉承谦抑性原则，或遵循“尽量穷尽其他救济方式或处罚手段”的原则。笔者以为，在目前法律体系内，农民工索要“拖欠工资”，可以有许多选择解脱或寻求救助的途径，更为重要的是作为社会事务的执行者的政府部门，应完善其监管职能。政府应从“责任政府“的宪法角度，积极作为，及时以一个农民工维权者的姿态站出来，施以有效的公权利的救济，帮助农民讨还工资，维护合法权益。这应成为农民工工资问题的根本解决方向。倘若放弃采取这些民事或行政救济手段，而径行要求追究”拖欠工资“者的刑事责任，难免有泛刑化倾向，不仅会引发一定的社会恐慌，也不利于营建和谐社会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