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8月10日21时许，郭某酒后驾驶小型轿车，行驶到居住小区附近时撞倒停放在路边的唐某某驾驶的电动三轮车，造成唐某某受伤、两车损坏的交通事故。为逃避酒后驾车的处罚，郭某打电话让被告人高某某到现场，由高某某冒充驾驶员在现场处理交通事故。后为获得保险赔偿，郭某和高某某共同虚构是由高某某驾车发生交通事故的事实，向保险公司骗取保险金人民币5万余元。后被保险公司发现可能存在骗保的情形，向公安机关报案。至此案发。

保险诈骗罪，是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非法获取保险金为目的，违反保险法规，采用虚构保险标的、保险事故或者制造保险事故等方法，向保险公司骗取保险金的犯罪行为。在本案中，郭某作为肇事车辆的被保险人，以非法占有保险金为目的，通过对发生的保险事故编造虚假的原因，骗取保险金，数额较大，其行为符合保险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应当以保险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

对于高某某能否认定为保险诈骗罪的共犯，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高某某虽不具有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的主体资格，但其明知郭某意图实施保险诈骗，仍积极为郭某实施保险诈骗提供帮助，可构成保险诈骗罪的共犯。另一种观点认为，保险诈骗罪的犯罪主体应为特殊主体，只有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才能单独构成保险诈骗罪；只有保险事故的鉴定人、证明人、财产评估人故意提供虚假的证明文件，为他人诈骗提供条件的，才能以保险诈骗罪的共犯论处。本案中，高某某既不是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也不是保险事故的鉴定人、证明人、财产评估人，不具有保险诈骗犯罪的主体资格和构成共犯的主体资格，不应当认定为保险诈骗罪的共犯，不构成保险诈骗罪。

笔者赞同第一种观点。我国《刑法》第一百九十八条第四款规定，保险事故的鉴定人、证明人、财产评估人故意为保险诈骗行为人提供虚假的证明文件，为其进行保险诈骗提供条件的，以保险诈骗罪的共犯论处。该条款的理解重点，应当是对上述主体的上述行为，应以保险诈骗罪的共犯论处，而不能以其他罪如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等论处。在司法实践中，不能根据该条款机械地将保险诈骗罪的共犯限定于此。根据共同犯罪的一般理论，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的，系共同犯罪。在本案中，高某某虽不是投保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亦不具备保险事故的鉴定人、证明人、财产评估人的身份，但其在明知郭某酒后驾车发生交通事故的情况下，不仅帮其顶包逃避处罚，后续还积极配合郭某，编造由高某某驾驶车辆发生事故的事实向保险公司进行理赔，属于共同犯罪中的帮助犯，应当以保险诈骗罪的共犯追究其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