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在实践中接触到一则案例：甲公司向乙公司订购1000套产品，约定乙公司于2021年12月20日前交付，但乙公司交付500套之后，由于生产线更新，已无法继续生产同型号产品。乙公司遂依据民法典第580条规定向法院起诉，以存在事实不能的情形请求解除合同。法院查明，乙公司确实无法继续生产案涉产品，存在事实上不能履行的情形。审理中，甲公司也明确同意终止合同关系，并要求甲公司依据合同约定承担违约责任。

本案在审理中，合议庭对于民法典第580条规定的终止合同权利义务关系的权利性质产生了争议，一种观点认为该条规定的所谓终止合同关系属于解除权，另一种观点则主张这种权利并非解除权。

民法典第580条第2款是在原合同法第110条基础上的新增条款，虽然仅仅是一个条款之增加，但却被认为是民法典合同编最重要的修订之一。由于该条款的增加，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合同法第110条的构造缺陷。析言之，合同法第110条虽然规定了债务人已经不能履行合同的情况下，债务人可以援引其规定对抗债权人实际履行的主张，但是合同关系并不因此消灭，而合同存续则意味着债务持续存在。此种情形下，债权人可以终止合同关系却不终止，债务人则没有法律依据终止合同，形成了所谓的“合同僵局”。“合同僵局”下，守约方利用其优势地位，不终止合同对其无损失，却可以成为其与违约方交涉的筹码，违约方限于事实上无法继续的合同无法解脱，原本是有益双方的合同异化为守约方“胁迫”甚至“压榨”违约方的工具，显然有悖于合同制度的设立初衷。著名法学家崔建远老师认为，“合同存在着死亡的基因，终将消灭”，合同僵局下，合同事实上已经“死亡”，民法典第580条第2款通过赋予包括违约方在内的合同当事人请求终止合同的权利，实现“合同僵局”的破解，有利于尽快稳定交易关系，确实是一项十分有益的制度。

但是对于民法典第580条第2款规定的权利性质，却产生了上文所述之争议，对此，笔者认为，该款规定的权利并非解除权。

解除权在权利属性和分类体系中属于形成权，是仅需单方意思表示即可产生既有法律关系变更、消灭的权利。从民法典第580条第2款规定本身来看，其并未使用“解除”而是“终止”，考虑到民法典是一部体系化的法典，其词汇之使用应当是连贯的，所以这里的“终止”应当对应到民法典第557条第6项，即“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终止的其他情形”，而解除是本条第2款规定的合同终止的另一种情形，与该条第1款列明的终止合同的情形并列。再者，根据民法典对于关于合同解除的条款中，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对于当事人提出的解除合同的主张，仅是进行确认，即确认当事人行使解除权的效力，而依据民法典第580条第2款，并非依当事人的一方意思表示即直接能产生合同解除之效力，而是需要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结合案情，判断是否存在本条第1款所列的情形，继而由法院或者仲裁机构最终裁决是否终止合同，即由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主导合同关系的结束，其内在逻辑和权利运作方式与解除权有本质的区别。

根据上述分析，对于司法实务的启示是在处理类似案件时，应当使用“终止合同”一词而非“解除合同”，而是合同终止之日应当是判决生效之日，而不是解除合同场合下的当事人提出主张之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