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信访室工作，每天或多或少都会面对不同的来访者，他们或遭遇不公，前来投诉；或声泪俱下，请求帮助；或苦大仇深，恶语相向；或歇斯底里，情绪激昂……每天如此循环往复的生活使我对很多人的印象已逐渐模糊，但总有那么几个人却让我记忆深刻。而身边有着一颗颗正直善良、关怀弱势群体的爱心的同事们，在平凡岗位中对工作的敬业和执着，更让我看在眼里，感动在心里。

倾心聆听  钝化矛盾

来访人员中，今年60出头的陈某给我的印象尤为深刻，她体型单薄，孱弱的身体似乎再也不堪生活的重压。在上世纪80年代，陈某响应政府号召进行计划生育结扎手续，原来身体仅有小恙的她不曾想术后产生并发症，致肠粘连和盆腔粘连，此后陈某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本来身强力壮的劳动好手不得不转至福利厂工作，直至提前退休。在遭受病痛折磨的同时，陈某的心理产生了巨大的落差，她固执地将自己身体所遭遇的变故全部归咎于政府身上……

对怒气冲冲的陈某在愤懑和埋怨支配下的过激言辞，承办人蔡红琴没有丝毫的计较。因为她知道陈某需要倾诉，适时的发泄会让陈某的内心得到些许的平衡。不知道多少次了，每一回陈某来到法庭，蔡红琴总是热情地招呼她坐下，然后倒上一杯热茶，面带微笑，极富耐心地倾听，再对陈某温情劝解。与此同时，她积极与被告真诚沟通，督促对方拿出切实可行的方案促和解。经过数轮谈判，几番讨价还价，双方达成了一致意见。就在签和解协议的节骨眼上，陈某却因癫痫病发作，突然晕倒在法庭内……蔡红琴见状，立即对陈某进行人工呼吸，拨打“120”将她送至医院救治，并垫付了急诊的医疗费用……出院后的陈某感动不已，不再坚持原本过高的诉求，与政府签订了和解协议，主动向法院撤回了起诉。

事情至此本该画上完美的句号，就在大家都松了口气的时候，前段时间，陈某又来信访室反映，和解协议中各方对条款内容的理解上还有不尽一致的地方，要求法院继续处理。蔡红琴获悉后，二话没说，即与三茅镇、市计生委等部门的分管领导进行沟通协调，又继续做陈的思想工作，以统一认识，消除偏差。最后陈某由衷地对我说：“你们法院为我的事情做了这么多工作，我这个老婆子满足了，在法院里，我遇到的都是好人啊！……”

今年28岁的连云港籍外来人员李某在扬中务工期间发生意外，构成二级伤残。经仲裁委仲裁，被告应赔偿其各项损失合计89万余元，但被告一直未能履行赔偿义务。李某的妻子因不堪生活重压，在灾难面前选择了离开。5月份以来，李某之父数次至院信访办，称自己和家人居无定所、露宿车站、桥洞内。而经受身体和精神双重打击的李某则扬言准备和家人一同“死”在扬中。在向李某耐心释法明理后，我们及时向执行局反馈了该信访信息。执行员张有斌一方面积极与李某进行沟通，一方面对已扣押的财产进行拍卖，后在本院主持下，李某与被执行人某公司达成了和解协议，该案现已履行完毕，真正实现了案结事了。

倾情调解  鼎力相助

10月下旬的一天，一个衣着简朴，面容沧桑的中年妇女前来哭诉：“律师（法律援助）在案件调解时不告诉我，也不帮我说话，现我受了伤没钱看病，主家（雇主）非但不认账还说没钱赔偿，叫我一个女人怎么办啊？……。”看着这张似曾相识的脸，我有些愣住了，这时她主动说：“你不认识我了，我为儿子邓杨的案件找过你们院长，他就在这儿曾经接待过我，还帮我解决过事情呢!”

听了她的介绍我终于想起她叫张成林，系湖北籍在扬中务工人员，丈夫常年患有精神抑郁症，三个孩子均在校读书，在经济和生活的双重压力下，她曾于2011年3月为其儿子的案件在市政府门前下跪请愿，要求被告一次性解决其儿子人身损害赔偿款。后该案由新坝法庭庭外调解，并督促被告履行到位。而这次她是为自己在打工中手臂受伤的事情而来，案件正在民一庭审理。听完她的讲述，我先对她进行心理安慰，同时进行劝解，后随即将来访的有关情况向民一庭进行反馈。

再见张成林时，是11月上旬，同样是风尘仆仆的她面带笑容来到我的办公室，感动地说：“谢谢你们法院的张法官（张卫国）啊，他为我的案件做了不少工作，现在主家（雇主）同意赔偿我6000元钱，今天就是来拿钱的。还要谢谢你们法院，帮了我们全家的忙！我治好了病，还要继续在扬中打工！”还有什么比听到这些话更让人觉得温暖和舒心呢！

倾力执行  修复亲情

“你们法院的判决书还有没有用，是废纸一张吗？……”这样的场景，几乎每周都要在办公室里上演几次。对手持判决书却遭遇执行难瓶颈的当事人在情绪失控后爆发下的指责和谩骂，我们已经因习惯而变得淡然。王某曾经也是其中的一员，今年才四十多岁的王某，身材佝偻，头发斑白，看起来比真实年龄要苍老许多。他来过几次，为索要借给亲戚姚某的2万元钱。夫妻俩均无固定工作，收入微薄，还要负担一个上大学和上中学的女儿。无力还款的姚某选择了逃避，一开始和法院玩起“躲猫猫”，后索性躲到外地。承办人徐立新遂根据客观事实，对王某进行解释说明，但王某却猜疑承办人是想推卸责任。对徐法官表示的“只要提供姚某的行踪或财产线索，法院就将立即行动”这句话，也是将信将疑。二个月后的一天，无意中获悉姚某已回扬中的王某，将姚某的暂住地址等信息提供给执行局。没想到第二天上午六点多，徐立新已和执行局的其他两名同志驻守在在姚某的出租屋外了，40分钟后，待姚某欲骑车外出办事时迅速出击，将姚某成功擒获。

面对突如其来的执行人员，姚某俨然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抱着反正自己没钱，你们拿我也没辙的心态，任凭法官怎么做工作，就是俩字——没钱。但徐立新并未气馁，考虑双方具有亲戚关系，不断地从亲情、法理、人情等方面轮番对姚某和王某做思想工作，最终姚某提出一次性还款18000元，王某亦表示同意放弃利息，了结此案。拿钱的那天，王某对我说：“本来我还不相信徐法官的话，现在我信了——法官说话是算数的！我也不怪姚某了，说实话他也有难处……”

类似这样的事例还有太多太多，每天都在悄然演绎，不胜枚举。我们的身边也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一线工作人员，在高强度、高节奏、高压力下，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忍受着当事人的不屑与指责，误解和辱骂，他们倾心聆听、倾情调解、倾力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