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裳”一词，并不是普通话里的常客。一般人交流，只谈“衣服”不说“衣裳”，因为“衣裳”长、“衣裳”短的，听起来土里土气，上不得台面。孰不知千年之前的盛世大唐，他们谈论起“衣裳”来，快人快语，豪爽大方，毫无违和感。微雨夜行时，他们说“但觉衣裳湿，无点亦无声”；老将退役，豪气不减，你看他“上高楼阁看星坐，着白衣裳把剑行”；当然，最令人击节、惊艳千年的，还是李太白的那句“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试想，假使把“衣裳”换成“衣服”，李太白如果有微博的话，估计瞬间会掉粉无数，因为天仙之貌顿成庸脂俗粉。

既然盛世大唐曾经流行“衣裳”秀，同为盛世的吾辈俗人何不来个东施效颦，蹭一蹭千年之前的流量？小时候经常心心念念地掰着指头算几时过年，除了可以大快朵颐之外，惦记着的就是新衣裳了。正月里拜年，经常会听见婶子、大妈们大惊小怪的声音：“嚯！你娘帮你做的新衣裳不丑啊！”这时候心里美滋滋的程度，其实一点也不亚于吃到盼了一年的美食。

记忆中，娘并不是每年帮我做新衣裳。我们兄弟姐妹4人，哥哥老大，我排行老幺，中间两个姐姐。所谓“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正是当年的真实写照。我作为末端用户，过年能穿上新衣裳，与买彩票中大奖的概率相差无几，所以印象特别深刻。记得那年除夕，娘忽然神秘兮兮地把我喊到房里，拿出一件新衣裳来。那是一件冬衣，跟那些老棉袄不同的地方是，手摸上去软乎乎的，没有那种硬邦邦的感觉。尤其让我讶异的是，这件冬衣的里子居然有颜色，宽窄相间的横排条纹，宽的是橙色，窄的是绿色，鲜得让人流口水。娘说这是驼绒的，十岁左右的我自然不知道驼绒是何物，只要知道比老棉袄高级就欢呼雀跃了。但这种满足感并没有维持几天，那天不知怎么又跟二姐闹掰了，翻了脸的二姐毫不客气地嘲笑我穿“女的”衣裳。我自然不服气，可她言之凿凿地告诉我，我那件神气得不行的冬衣是娘从婆家带来的嫁衣改的。这个消息于我不啻是当头一棒，当时虽然年纪尚小，但男女有别还是知道的。我宁可冻得鼻涕直流也不肯穿那件驼绒冬衣，结果二姐被娘一顿臭骂，再也不敢拿这件“新衣裳”来说事了。

印象中的第二件新衣裳是娘用父亲的旧军装改成的。父亲1946年参加新四军，后来一路向北，走着打着就变成了人民解放军。参加过孟良崮战役，右脚后跟一直残留着一块那一仗的弹片。到过东北，渡过大江，后来又跨过鸭绿江。曾经看到父亲一只老式公文包里宝贝似的收藏着几枚军功章，其中有渡江的，也有志愿军的。上个世纪70年代的少年，几乎人人都揣着一个军人梦，所以，即使知晓这件外套是父亲的旧军装改成的，也还是爱不释手。最关键的是四个口袋。那时我们都知道当兵的军装只有两个口袋，只有当了排长以上军官才有四个口袋。所以当我穿上四个口袋的旧军装时，威风凛凛的感觉立即爆棚。

这种威风一直保持到那一天，在学校门前碰见了忠和。忠和与我家只隔一块田，虽然不属一个生产队，其实倒可算做邻居。听说他爹爹（祖父）是地主，属于“四类分子”，所以我们这种“红五类”子女平时见了一般都不拿正眼瞧他。但是这一次因为有军装加持，不知怎么的就跟阿Q看王胡一样，越看越不顺眼，先是动口后来居然发生肢体接触。冲突发生的地点就在我家旁边的小学门前，我被娘喊回来后，父亲怒不可遏，喝令我跪下认错。可承继了军人血脉的我一点也不服气：“四类分子”的子女，收拾一下有什么错？多年以后才明白，在父亲的心中，孩子是平等的，我作为国家干部子女，主动招惹“四类分子”子女，实是犯了仗势欺人之大忌。进入社会之后，父亲的教诲一直谨记在心，再不敢对弱者疾言厉色。

进入上个世纪80年代，随着联产承包责任制度的推行，农村的日子逐渐现出些亮丽的色彩，即使不过年，有时也可以有新衣裳穿了。那似乎是我第二次高考落榜之后，娘忽然很豪派地请了老街上时髦的女裁缝抬了洋机（缝纫机）到家里来，愣是给家里每人都定制了一件新衬衣。我拿到的是一件白色的确良衬衫，当时只感觉白得有些晃眼，穿在身上，也感觉特别凉爽，不知道是不是当时以为这种布料就叫“的确凉”的缘故。几年后到供销社棉布柜时才发现，是“良”而非“凉”，凉爽的感觉顿时消退了大半。穿着这件“的确凉”，我完成了平生第一份工作——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后来跟师傅学雕花手艺，一次回家途中，不慎从自行车上摔落，右手肘部被马路上的石子蹭破，衬衫袖子自然未能幸免，娘拿针线在油灯下细细地为我缝上。穿着这件曾经的新衣裳，我跨进供销社的大门，开始了新的生活。

苦难的足迹早已湮没在岁月之中，对“新衣裳”的感觉日益变得迟钝起来，有时甚至会为选择穿哪件新衣裳而纠结。我们终于赶上了一个再也无需踮着脚尖盼新衣裳的时代。